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反对移民管制？ Chinese Share Tweet自2008年危机开始以来，反移民的政党和运动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具影响力。它们甚至说服了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来支持其政纲。这导致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人和这种理念妥协，要求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从马克思引用了一些支字片语为自己辩护。我们将要阐述的立场是：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与马克思以及第一、第二、或第三国际的传统完全无关。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马克思与脱欧英国脱离欧盟问题是这场辩论中的主要话题之一。特别是右翼政客得出的结论是：脱欧背后的原因是工人持有种族歧视，所以我们应当“倾听工人们的忧虑”。这也影响了工会运动，一些工会领导官员以各种方式表态要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在12月19日，英国联合工会的领导人莱恩·麦克拉斯基（Len McCluskey）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第二次脱欧公投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分崩离析》。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对第二次公投运动的合理批评，公投确实有可能使工党分崩离析。然而，在文章中，麦克拉斯基回到了边境管制这一话题。他呼吁终止跨国劳务派遣，因为它削弱了本地的条件待遇：“原则很简单——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同工同酬；工会合约应受遵守，并终结不道德的公司仅仅因为比当地劳工便宜而雇佣进口派遣劳工的丑闻。不应责怪移民工人，而是制度允许贪婪的老板虐待所有工人。梅伊（Theresa May）对此保持沉默。”这是正确的。工运必须保护自己通过斗争赢得的利益不被剥夺。这威胁包括欧盟的《发布工人指令》，该指令允许公司从欧洲其他国家雇佣罢工破坏者。然而，麦克拉斯基在接下来写的话，就从正确的立场过界到危险的立场：“工人阶级运动将始终反对种族主义——也反对剥削。任何工会会员都懂得，我们的力量总是需要控制劳动力供给来支撑——一个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不管是对劳动力，还是对生活中的别的方面，都没有好处。”似乎符合常识的言论隐藏着非常有害的要求：我们应该允许资本家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当他写“我们”时，指的当然不是工会，更不是自己。他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其目前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反工会的政府。实际上，他是呼吁资产阶级来限制移民，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对移民的方针。如果他辩护的是闭门工会，也就是不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工厂，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理由反对，但这不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当然，某些人可能会辩解：如果工党上台，那将会改变一切。其实，这并不会导致根本上的改变。国家仍将是资产阶级国家，经济体制仍将是资本主义的。认为以右翼为主的政府行政部门有动机制定对劳工运动而非大企业有利的移民方针，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实际上，麦克拉斯基知道他是站不稳的，所以试图引用马克思的话和反资本主义修辞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断章取义的技巧2016年12月24日，麦克拉斯基为了竞选连任，在英国共产党的《晨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对象显然是麦克拉斯基的左翼对手伊恩·阿林森（Ian Allinson），后者几天前撰写了一篇文章， 支持工人的迁徙自由权。阿林森所用的例证包括了女性在工作场所，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以前有人反对妇女去工作或加入工会，这是反动的要求，分裂了工人，并允许老板给男女不同的薪酬，以至于老板可以利用雇佣女工来降低男工的工资和条件。当今反对移民劳工的人和从前反对女工的人，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论点。我们没有理由对移民冷眼相看。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麦克拉斯基引用了马克思在为洛桑代表大会准备时致第一国际的呼吁书：“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从这小片段，麦克拉斯基试图推断马克思支持边境管制。但如果我们阅读整个段落，会得到一个相当不同的画面：“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马克思认识到问题重点：雇主企图利用民族隔阂和国界以促使工人们自相敌对。但是，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不是“移民管理”，而是国际组织。他呼吁工人运动加强跨越国界的合作。也可见以上的段落来自洛桑大会，马克思在此致力于组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麦克拉斯基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实际提议——禁止雇主在没有集体谈判协议的情况下进口劳工——在现实中并不是很有意义，可是他的言论暗示的远不止于此。实际上，该文章试图为“移民管理”——就是明确表示减少移民——建立“左翼”借口。至少二十年来，这一直是工党移民政策的口头禅，不管是布莱尔（Tony Blair）的拘留中心，布朗（Gordon Brown）的口号“英国岗位留给英国工人”（在2007年的工会会议上发起），还是米利班德（Ed Milliband）办公桌上的“控制移民“杯子。为了捍卫自己支持边境管制的立场，麦克拉斯基引用了马克思的支字片语来移花接木，模糊了他的主要观点：国际主义，以及地方劳力与移民工之间团结的必要性 / 图：Flickr garryknight正确的要求，也是麦克拉斯基确实在他今年12月19日的文章中提出的，是禁止老板用低于已就业工人的工资来雇用外国工人。这是经马克思批准的政纲的一部分。麦克拉斯基自己的工会的历史上就有一个例子，是广受报道的林赛炼油厂罢工，工人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反对发布工人指令对工作条件的消减。在这场罢工中，当地的工人代表们维持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反对建制的种族主义者 ，因此后者收编斗争的企图也落空了。工人代表要求所有工人不论国籍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待遇。最终罢工是靠赢得了外籍工人的支持才成功的。如果在斗争的过程中，哪怕表现了一丁点的仇外态度，那么结果就不会是这样的。麦克拉斯基所采用的那种言论将难以赢得外籍工人的信任来支持英国工人的要求。顺带一提，当时的工会官僚受到了黄色报刊的仇外口号的感染：“英国岗位留给英国工人”（这口号是受首相布朗的启发）。这个口号被当时的工会领导人德里克·辛普森（Derek Simpson）采用，虽然他自诩是“左翼”人士。很显然，工人们在斗争过程中在这问题上找到的立场，远比工会领导的更好。在另一方面，当时的一部分左派人士习惯动不动就认为工人阶级肯定充满种族偏见，因此误以为整场罢工的出发点是种族主义，并反对了它。这种愚蠢的极左主义会让老板占便宜，并会使阶级意识比较低的工人更容易受到建制种族主义者的影响。在这场纠纷中，工人是正确的，而工会领导彻底是错的。这不是偶然。工人在斗争中将发现自己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反而是狭隘的改革主义视角导致工会领导人忙着寻找资本家愿意接受的妥协。另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罢工破坏者往往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当马克思成立第一国际时，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抵抗这种做法。这是怎么做到的？通过赢得移民工人加入工会，并通过第一国际的媒介来串联各国工人。第一国际的成就向工人证明了国际主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英国。第二国际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根本就不会考虑支持边境管制。认为英国的所有工人都应该在同样的工资和条件下工作，和认为应禁止或限制外国工人，这两个看法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用于团结工人阶级，后者则将其分裂。齐泽克之伦理政治问题齐泽克（Slavoj Zizek）总是喜欢引起争议。有些时候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但他指出别人思想虚伪和矛盾的能力要远远高于自己提出实际解决方案的能力。在移民问题上他也是如此。不知为什么，齐泽克在写一篇关于法国黄背心运动的文章时，把话题转向了移民和难民问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眼前的重大伦理政治问题：如何处理难民的流动？解决办法不是仅向所有想要移居的人开放边界，并把这种开放的态度建立在我们普遍性的内疚感之上（‘殖民化是我们犯过的最大罪行，所以必须无止境地偿还。’）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那将完全满足当权者的利益，他们煽动移民与当地（感到受移民威胁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并借此保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道德立场。”这样的分析是肤浅的。当然，在难民问题上的确有很多的小资说教。许多慈善机构喜欢和难民打交道，特别如果他们远在他乡，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仅仅注意到这种伪善，并把对难民的关心当作是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干的问题，是很不足够的。实际上，不同背景的工人之间是有很强的团结意识的，这种默契在“欢迎难民“运动中起到的作用比任何的道德说教或内疚感都重要。像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齐泽克认为工人对国际团结或阶级斗争的理论方面毫不感兴趣/图：Flickr，Secom UnB像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齐泽克基本上认为工人对国际团结或阶级斗争的理论方面毫不感兴趣，只对领工资感兴趣。在对这主题的处理中，这些知识分子揭示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低估。同样的，齐泽克在以下写的一段话，宣称难民问题最终是道德问题且只是个障眼法，也是错的：“只要谁想要有点看法，左翼政治正确过敏派就立即叫嚷这是法西斯主义——请看他们对安吉拉·内格尔（Angela Nagle）优秀论文《反对开放边界之左翼论据》的猛烈抨击。再次重申，开放边界的倡导者和反移民的民粹派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虚假的‘次要矛盾’，其最终结果是模糊了改变制度本身的需要：也就是国际经济体系，其目前的模式创造了难民。”齐泽克说主要的斗争归根结底必须是改变社会，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场斗争中，如果难民和移民问题以错误的方式提出，只会变得糊涂。从某个角度说，这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所犯的错。移民和难民是必须郑重解决的问题，但必须给的是社会主义的答案，而不是伦理说教的答案。马克思和爱尔兰民族问题齐泽克提到安吉拉·内格尔在保守派刊物《美国事务》十一月发表的题为《反对开放边界之左翼论据》的文章，受到了左派内的许多批评和一些赞扬。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它同样试图用马克思来为反移民立场辩护。 内格尔选择的这段话是马克思写给第一国际的两名美国成员的一封信：“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有爱尔兰移民与英国工人被迫互斗，而这种分裂对于英格兰的阶级斗争是不利的。马克思指出这一点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感兴趣的不是马克思的观察技能，而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是内格尔认为没必要引用的：“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强调为原文所有）这真的抓住了重点。马克思主张英国工人应当通过支持爱尔兰独立事业的方式与爱尔兰工人团结起来，并让第一国际声援这一事业。英国和爱尔兰工人将以此团结起来，与英国资本和英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应该强调的是他把支持这斗争的主要责任交在了英国工人身上，他们才能赢得爱尔兰工人的信任。这与支持边境管制完全不同。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政策与当前工会上层的褊狭气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图：公众许可内格尔用的引文似乎只是简单地从大卫·L·威尔逊（David L Wilson）在《每月评论》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复制的。在文章中，他认为不应该轻视人们对移民将压低工资的担忧，这么讲也还算可以。然而，如果这一论点没有进一步澄清，可以很容易地被用来证明十分反动的看法。威尔逊没有犯这个错。相反，他恰当地使用了这引文，以此来支持跨越国界的工人团结：他说我们需要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团结移民和非移民工人。这是正确的。他还反对美国政府针对移民工人的一些特别恶毒的政策。然而，他并未澄清关于国界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此的不清晰为其他的解释方式打开了大门。安吉拉·内格尔和威尔逊同样想对抗“移民的根源”，内格尔也在美国外交政策、跨国企业和贫困中找到了根源。然而，威尔逊认为反移民的管制不利于移民和非移民劳工的统一，但内格尔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对于内格尔来说，似乎移民和非移民劳工之间存在的冲突是支持移民管制的根据；而实际上这是相反立场的根据。荒唐的是，内格尔竟用马克思鼓励捍卫爱尔兰工人民主权的言论来支持采取更多惩罚移民的政策：“就非法移民而言，左派应争取使‘员工身分电子查证系统’（E-Verify）成为强制性的措施，严惩未遵守规定的雇主。雇主，而不是移民，应该是执法工作的主要焦点。这些雇主占了缺乏普通法律保障的移民的便宜，以便使工资竞相趋劣，同时还逃避工资税和提供其他福利。如果要工人受公平对待，就必须取消这些动机。[…]“就像马克思当时所描述的英格兰的情况一样，川普这类的政治家通过煽动反移民情绪来团结他们的选民基层，但他们很少能够解决大规模迁移的根源——结构性剥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通常他们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扩大雇主和资本反对工人的力量，同时将他们的支持者——通常是这些力量的受害者——的愤怒转向其他受害者，移民。但尽管川普的反移民声势汹汹，他的政府却几乎一点精力都没花在扩大电子查证系统的实施上，而宁愿夸耀似乎永远不会筑成的边界长城。当家庭在边境被分开的同时，政府却对雇主在劳动力套利游戏中把移民当作筹码这一事置之不理。 ”在这里，内格尔试图通过要求罚款雇主来证明自己是站在工人一边的。但实际上，正如威尔逊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罚款和规定只会让移民工人更容易被雇主剥削。立法和警务的目标正是创建受过度剥削的移民下层阶级。雇主会使用不择手段的分包商来钻空子。这些主张什么都不会解决；实际上，这与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本质上同样得反动，甚至内格尔在讨论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支持《排华法案》这一可耻的历史章节时，似乎是用赞扬的口吻的。内格尔在此把控制劳动力流动的主动权留在资产阶级手中。如果资产阶级决定需要引进更多的劳动力，他们就会引进更多，也不管是合法地或非法地；如果不需要，就不会引进。以为这将加强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说好听点，这是短视的。这态度反映了工会官僚想过悠闲生活的希望。这样的政策将挑拨离间合法工人和非法劳工，并可能创造更加分层的劳动力队伍，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权利。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工会联合会（AFL-CIO）有致力反对反移民法，并支持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径和移民定居的权利，这是可嘉的。它与第二国际采用的政纲相符，正是因为它源于工运需要工人权利平等以便团结起来。然而，特朗卡（Richard Trumka）和其他工会联合会领导人一直坚持废除“非法”移民的徒劳之举，同内格尔的主张一样。他们过分注重资产阶级的空话，而不是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予移民不同权利的目的，无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他们居留还是完全非法化，是为了降低工资和待遇，并在工人阶级中创造受高度剥削的阶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或他们的国家机构会情愿建立对工人阶级有益的移民制度。关于开放边境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政策的传说为了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许多主张移民管制的左派人士都吹嘘自己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当他们试图为分裂的政策辩护时，会鼓吹阶级冲突的陈词滥调，声称反对“自由派精英”所鼓吹的开放边境政策。其实在现实中，这些“大开国门”的自由派精英根本不存在。内格尔拿脸书董事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wd.us运动为例子，说这和左翼支持开放国界的人是结盟一致的；但实际上，他们推广的不是开放国界，而是更加“人道”和有效率的国界。例如，Fwd.us与卡托研究所（右翼智囊团）一致认为拘留政策过于昂贵，并赞成推广“电子脚踝监视器，使用生物语音识别软件的电话检查，无事先通知的随机家访，雇主验证，以及面对面汇报，用此监察参与者“（《替代拘留的方案要比全盘拘留更便宜》，卡托研究所） 。该计划的第二阶段始于2010年，也就是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两年。这鲜明体现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之间的差异。前者主张拘留营，而后者主张电子标签，因为它更便宜。希拉里克林顿坚称欧洲必须遏制移民/图：Flickr Gage Skidmore在11月22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坚称欧洲必须遏制移民：“我很钦佩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领导人对移民采取的富有同情心且慷慨的做法，但我认为公平地说，欧洲已经尽了责任，必须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不再继续提供庇护和支持。如果我们不处理移民问题，它将继续扰乱国家的政治。”（《希拉里·克林顿：欧洲必须遏制移民才能阻止右翼民粹主义者》；部分中文翻译可见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1_23_480800.shtml）换句话说，自由派要想击败极端右翼的方法，是抢先采纳极右派的政策。建制的另一个宠儿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同意：“你必须回应民众合理的不满，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在欧洲，除非你对移民问题有强势立场，就不可能在选举有胜算，因为人们的确担心移民......”“你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回答它们，那等于留给民粹主义者很大的空间去嚣张。”（《克林顿、布莱尔、伦齐：我们为何失败，以及如何反击》）布莱尔身为娴熟的资产阶级政客，从不就这些问题表明清晰的立场，只会暗示。我们需要对“移民问题有强势立场”——但他并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牢记的是，布莱尔的移民政策——“移民管理” ——包括建立私人拘留营，在那移民受到的对待比罪犯更糟糕。他的政党以前发布过传单，夸耀自己成功减少寻求庇护人数等等。现在要求医生、老师、教授、银行和房东来举报移民的所谓的“恶劣环境政策”，[1]在布莱尔执政当时就已经开始萌芽了。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提出了更多相同的建议。布莱尔对如何胜选的把握有限。去年的工党选举宣言是多年最亲移民的，反对“恶劣环境”和无限期拘留。尽管其似乎仍然支持积分制的移民系统，但这显然和布莱尔、布朗和米利班德期间玩弄仇外心理的做法相比是个全新起点。在这份宣言的基础上，工党赢得了1997年以来最优秀的选举结果。德国首相默克尔经常被吹捧为移民之友，但她绝不是这样的人。当然在难民危机期间她确实允许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难民进入德国，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移民的普遍认可。实际上，她想防止迁徙自由政策在欧盟彻底崩溃。当时欧盟的成员国之间正重建边界，所以她不得不暂缓压力，同时寻找阻止难民流动的其他方案。最终，她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签订了协议，把难民用枪支挟持在土耳其境内，回报是60亿欧元。此乃欧盟的伟大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打“左翼”幌子左派中不管是支持移民派还是反移民派，皆有人轻信“开放边境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传说。英国左翼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虽然多次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但在2016年主张工党必须与“精英层全球主义派”合作，为英国软脱欧奋斗。[2]在整个亲欧盟的英国左派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态度。他们经常将欧盟称为某种进步机构，虽然可能不会使用与梅森相同的字眼，但提议却是完全一样的：工人与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其绝大多数人支持留欧）之间要组建跨阶级联盟。在美国，这种“人民阵线”采取支持民主党的形式。然而，民主党虽然没走到川普的地步，但仍然捍卫他的大部分政策。他们的主要批评是他让这些政策当众出丑。 ICE（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很好，但是孩子应该与父母一起被驱逐出境，而不是单独驱逐出境。在上面引用的同一采访中，希拉里·克林顿说：首先你得驱逐罪犯、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和“害群之马”，然后再给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的人一个正当法律程序，让他们排队等待。 “对于那些不断试图进来的人，得把他们拒之门外，除非他们有资格获得庇护”。我们只能猜想她在这指的是移民大篷车。[3]绝非偶然的是，在十一月选举后民主党“进步”党团的第一次会议上，集合的国会议员们无法明确地解释对ICE的立场，实际上等于在夏季放弃了反对ICE的立场。如果假装资产阶级在任何意义上是移民工人的朋友，或者是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作斗争的人的盟友，这等于为资产阶级提供有用的服务，给他们打左翼的、“进步的”幌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责任是揭露资产阶级两个派系背后皆有的反动动机，不论是把利益伪装在进步的、民主的面具背后的派系，还是假装同情本地工人立场而反对外国工人的派系。我们的真正传统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大会。在那里讨论了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妇女选举权、工会和移民问题。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机会主义才最清楚地表现出来。大会上的右翼机会主义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德国，主张殖民政策作为一种“文明化”力量，反对就战争问题持坚定立场，反对来自“发展过于落后”的国家的移民，赞成“中立的” （即非政治的）工会主义，并赞成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妥协，特别是优先把男性选举权重视在女性选举权之上。最后，左翼方案赢得了赞成票。这次会议的移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辩论中提出的论点与现在由内格尔和麦克拉斯基提出的论点非常相似。来自澳大利亚工党的代表特罗姆（Trömer）这样说：“资本家因此努力引进更多的亚洲工人来压低工资。移民进来的白人工人会迅速组织自己，不会拖累澳大利亚人的条件。所以，澳大利亚工党希望禁止不愿意接受白人条件的某些工人。这指的是亚洲人。 [他认为]澳大利亚工党的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 当然，我们都希望人民有共同的兄弟情谊，但在我们实现这目标之前，必须先照顾本国的工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毫无抵抗的牺牲给资本家。”[4]美国代表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表达了同样的情绪：“资本家进口这样的劳动力，其本质上必然更便宜，且一般是不知情的罢工破坏者，对本土工人是危险的竞争。当今这些劳动力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总之是黄种人。我们对中国人绝对没有种族偏见，但我们必须声明他们完全无法被组织起来。每个人民只有当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之后才能被组织进行阶级斗争，就比如说移民到法国的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然而，中国人的发展仍然过于落后，不足以被组织。社会主义绝不能仅是感伤主义。我们正处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公开决斗之中。无论谁反对有组织的劳工，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否希望为外国罢工破坏者者获得某种特权，让本土工人被迫与之作战？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反对中国罢工破坏者的进口，那么我们将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退步。”除了使用的一些措辞以外，这个现象与内格尔和麦克拉斯基完全相同。这些代表在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词藻的掩护下，提倡攻击特定工人群体的权利。当然不是所有移民（如果没有移民，美国能到今天的地步吗？），而是被认为削弱工资的特定工人群体。美国党员特别关注的群体是亚洲移民并非偶然。仅仅五年前，美国国会就将1882年的《排华法案》定为永久性法案，不仅禁止从中国继续移民，而且取消了中国侨民的众多权利。 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工会都可耻地支持了这法案，左翼的世界产业工人（IWW）工会则积极反对该法案。在这方面，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都在尾随美国统治阶级带的头。顺便提一下，这是美国社会党代表第二次提出这话题。在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希尔奎特提出了类似的动议，呼吁停止从“落后种族”进口工人。该决议遭到当时其他社会党代表的反对，而且与1907年的决议一样，该决议被撤回。然而，大部分的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并且在德布斯（Eugene Debs）1904年竞选总统时 使用了反移民口号，尽管德布斯个人驳斥了斯图加特的决议。在斯图加特，来自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由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Leon领导）的代表反对这一政策：“[发言人，朱利叶斯·哈默（Julius Hammer）]着重批评了希尔奎特决议的第三点，潜在允许对中国和日本工人移民的限制。这完全是反社会主义的。必须拒绝对移民的法定限制。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立法道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 [发言者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美国的种族仇恨如何使工人们掩蔽心智并煽动他们进行暴力。日本人和中国人可以被组织得很好。没有哪些工人如此像之前发言人所说得没有教养。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理解得很到位，并理解如何还击资本主义。”意大利代表们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不能打击移民，只能解决移民带来的时弊。意大利党和工会始终留心这一点。我们反对控制移民，因为我们知道移民背后的饥饿之鞭比政府制定的任何法律都要强。”从本质上讲，这些论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况。机会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采取的立场完全类似于当今移民控制的支持者所采取的立场。斯图加特大会上采纳的决议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大会不求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排斥性措施来解决工人移民出入境所带来的潜在隐患 ，因为这些措施是徒劳的且具有反动性质。尤其是对外国国籍或种族的行动限制和排斥。”[5]与其提倡“本质反动”移民管制，第二国际提议了一系列加强受移民影响国家的劳工运动的措施：1. 禁止出口和进口签过剥夺本人对劳动力和工资的自由处置权的合同的工人。2. 通过缩短工作日、推广最低工资率、废除血汗工厂和规范家庭劳动来为工人提供法律保障。3. 废除一切阻止某些国籍或种族常居国家，或剥夺他们本应同本地人共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或妨碍他们行使这些权利的限制。广泛的促进入籍的措施。此外，会议决定工会运动必须取消一切对移民成为成员的限制，并尽最大努力促进他们参与工会，以及同时努力建立国际性的工会运动和加强移民母国的工会运动。这一国际主义纲领与现任工运领导人的地方主义有天壤之别。很明显，移民劳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如一百年前一样，资产阶级不懈地试图利用移民削弱工资和条件。他们到底取得多大成功还有待商榷，但即使得出的结论是认为移民确实削弱了已有的劳动力，必然结论仍然不是支持移民控制。恰恰相反。工会和工人政党的作用必须是整合和教育非工会劳动力，以加强工运。因此，必须反对一切针对移民和非移民的歧视和不同权利，包括赋予移民与就业状况不挂钩的居留权。列宁和第三国际不出所料，列宁在斯图加特国会支持左翼。他对工运中的机会主义力量表示担忧：“这次就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表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经不起资产阶级诱惑的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在这里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第二，这里暴露出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不少危害，因此值得高度重视。”殖民政策的决议是以狭窄的多数票率赢得的，较小国家的投票比重胜过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列宁将机会主义的力量归功于帝国主义，这也是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回顾的。他对移民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关于侨居问题的决议我们只谈几句。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中也有人企图维护狭隘的行会观点和通过禁止落后国家工人（来自中国等国的苦力）入境的决议。这也是某些“文明”国家的无产者中的贵族作风的表现，他们从自己的特权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出来为这种行会的和小市民的狭隘观点辩护。决议完全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同意该决议，并阐明了反对移民权利和支持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在这问题上的态度和一切其他问题一样，是国际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上层的态度不利于团结。正如列宁所说，他们“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在他1913年的文章“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中，他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因此他们正在竭力帮助启发落后国家的同志，并使他们组织起来。”1915年，他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在我们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反对‘沙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经常举美国社会党（S.P.）内的机会主义领袖作为例子，因为他们赞成限制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入境（特别是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违反大会的决定）。我们认为，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同赞成这种限制，是不能兼容的。我们可以断定，如果美国的和特别是英国的那些属于统治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不反对任何入境限制，不反对占有殖民地（如夏威夷群岛），不主张殖民地完全独立，那么，这样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就是‘沙文’社会党人。”（《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列宁的立场非常清楚。对移民的限制是连想都不能想。这种立场是“沙文社会主义”，从根本和国际主义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他在1913年文章里还进一步举出了移民的益处。“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背乡离井；毫无疑问，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也正是资本主义吸引全世界劳动群众参加这场斗争，不断打破地方生活的沉寂和保守状态，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把来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工厂和矿山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列宁的立场非常清楚。对移民的限制是连想都不能想。这种立场是“琼果社会主义”，从根本和国际主义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图：公众许可移民问题必须从国际工人阶级的视野提出。移徙虽然往往对不得不离家的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创伤，却在历史意义上起到了进步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打破国国与国之间的障碍、偏见和成规。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定会有助于加强国内和国际上的工人阶级运动。第三国际也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移民劳工问题发表了声明。在《东方问题指导原则》（1316-29页），可以读到以下：“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个咄咄逼人的危险面前，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而且要尽一切努力去消除瓦解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并使资本家更易于利用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矛盾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就是流入移民问题和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问题。合同劳工制现在仍然是太平洋南部地区甘蔗种植园招募有色人种工人的主要方法，这些工人都是从中国和印度招募去的。这种情况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要求实施反移民法和排斥有色人种工人的法律。不仅在美洲，而且在大洋洲，情况都是如此。这些法律加深了有色人种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间的对立，分裂和削弱了工人运动的统一。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必须开展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反对旨在阻止移民流入的法律，而且必须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说明，这些法律由于会煽起种族仇恨，归根结底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损害。另一方面，资本家不再反对移民法，则是为了能够自由输入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并用这种方式来压低白人工人的工资。 资本家发动进攻的这种企图，只能通过一种办法有效地加以挫败，那就是一定要把移民工人吸收到现有的白人工人的工会中去。与此同时，还必须要求将有色人种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与白人工人工资相等的水平。共产党采取这样一种步骤，将揭露资本家的种种图谋，同时将向有色人种工人清楚地表明，国际无产阶级是没有种族偏见的。”同样，毫无疑问资本家试图进口劳动力以降低工资，但这“只能通过一种办法有效——一定要把移民工人吸收到现有的白人工人的工会中去”（我的强调）。要求把移民工工资水平提高到平等，将“揭露资本家的种种图谋”，而且（这强调多少次都不嫌过） “清楚地表明，国际无产阶级是没有种族偏见的”。反帝国主义？移民管制的左翼支持者偶尔借着国际团结这理由来证明移民管制的合理性。当然，移民对于来源国家说是不利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支持改善那里的条件吗？这听起来很好听，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改善条件？此外，鉴于工人阶级实际上并没有掌权，什么样的诉求才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的？撇开世界领导人所有虔诚的修辞不说，他们首先照顾的是自己的利益。川普主张货物和移民两者都得遵守边界。保护主义的商品关税的目标完全是想把失业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同样的道理应用于移民。通过赶走移民，美国统治阶级正尽力拖延国内的阶级斗争；当然，是以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为代价的。此后，美国统治阶级试图利用墨西哥政权来治理自中美洲滚滚而来的移民，并迫使他们在墨西哥定居。这也是民主党和所谓的自由主义机构的政策，虽然表现得更含糊点。这与欧盟对待土耳其的政策大略相同。帝国主义就是这么运作的。内格尔正确地指出美国军事冒险是移民流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 图：Ggia在一个更加离谱的声明中，德国的非洲专员冈特·诺克（Günter Nooke）建议欧洲国家在非洲租凭土地，以建立能吸纳移民和发展经济的城市，即回归殖民主义。洪都拉斯的反动总统洛博斯（Lobos）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从根本上说，这只是帝国主义势力在经济特区中已经在做的事情，只不过表达得更为赤裸裸而已。所有关于发展的花言巧语，掩盖政策只让他们自己从中获利。当然，在大众的想像中，慈善组织和外援的目的是扶贫济众。事实上，慈善机构主要填满的是自己的钱包以及世界各地的贪官污吏。工人和贫困者不得不满足于吃剩饭。慈善机构顶多只遮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银行所造成的损害。内格尔正确地指出美国军事冒险是移民流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确实，中东的不稳定导致数百万人被剥夺了家园和生计。对此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前提必须是明确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但战争或政治迫害不是导致移民的唯一因素。创造移民大篷车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咖啡的价格。帝国主义使中美洲的许多地方必须依赖出口咖啡。随着巴西货币的贬值，巴西的咖啡竞争对手受到重创。每公斤2美元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无法保本。由于没有其他就业来源， 咖啡农被迫移民。与此同时，像星巴克这样的公司以每公斤5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咖啡。这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对移民流动的“贡献”。实际上，不挑战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身，就没资格谈论如何改变前殖民地国家的条件。整个20世纪表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就是空谈。正是因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任何其他提议，尤其是出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运，都只会为帝国主义提供左翼借口。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需要通过与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斗争，才能与前殖民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团结。一个新时代我们的政纲不是要实现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而是跨越国界团结工人以捍卫条件、反对紧缩开支，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 / 图：公众许可当代的一个特点是西方的工运受到了对过去怀旧情结的感染。在削减公共服务的压力和对薪酬和条件的攻击下，许多工人回首过去看为稳定和福利的时代。一个资本家和工会达成工资上涨而不是削减的协议，以及政党承诺并实施改革的时代。一个 “改革”这词真的意味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不是攻击和裁剪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危机不是由于移民，也不是坏思想（“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而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的局限。这牵涉某些后果。改革派和工会领导人掉入的陷阱，是把对待移民的手段局限在资本主义能够担负起的移民数量内。有多少移民可以在不对工资施压下降的情况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学校、住房和医院中安置多少移民？在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么想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衰微时期，这个逻辑更是灾难性的。答案是资本主义无法维持现有的工资和条件，无论是否有移民。关闭国界，甚至驱逐移民，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事实。这就像尝试用盐水解渴一样。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我们有钱为世界所有的难民提供住房、学校等，但钱在私人手中。有资源为世界所有居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但它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的手中。这种不平等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政纲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的稳定与和平共处，这只会牺牲工人阶级，无论是否是移民。我们的政纲必须是跨越国界团结工人以捍卫条件、反对紧缩开支、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提出的决议已经包含了最重要的内容：保卫集体谈判协议、条款和条件，为改善所有工人的环境斗争，给予移民和非移民工人同样的权利，包括永久居留权、医疗保健、社会福利、住房等。此外，我们必须坚持在国际工会之间建立串联，加强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这个方针将是对工人阶级现有条件抵抗统治阶级攻击的最好防御，但也是为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做的最佳准备。"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敬请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或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谢谢！注释[1] “恶劣环境政策”（Home Office hostile environment policy）是在英国从2009年开始，2010年成型的反移民政策。这个政策不光由政府执行，甚至会把举报移民的责任交给在学校、医院等机构工作的普通百姓。[译者注][2] “软脱欧”（”Soft Brexit”)是英国统治阶级针对脱欧提出的一个战略抉择，与另一个抉择“硬脱欧”（“Hard Brexit”）相对。软，即争取仍然跟欧盟国家保持与现状类似的关系，包括在人口流动和经济合作问题等。硬，即比较彻底地与欧盟国家决裂。[译者注][3] “移民大篷车”（“Migrant Caravan”)是2018年起从中美洲上迁，直到抵达美国南方与墨西哥边界的难民。他们由于承受本国被美国帝国主义干涉导致的战乱才不得不移民，川普则派军队去边界威慑他们。近期在美国媒体成为舆论焦点。[译者注][4] 这次辩论的英文翻译发表在Medium网: https://medium.com/@simonannah/debate-at-the-stuttgart-congress-1907-on-immigration-9971f565da90 [原稿是德文，中文翻译是从英文翻译版再次翻译的——译者][5] 英文文章: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away-with-damocles-sword-deportation [原稿是德文，中文翻译是从英文翻译版再次翻译的——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