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基本收入：乌托邦的幻梦，还是自由意志主义梦魇？

无条件基本收入，意指政府对所有公民给予无条件限制的一定款项，最近已经成为在主流经济讨论中受到注目，左派和右派各有拥护这一方案的人物，他们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解决危机缠身的资本主义体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病。(按：本文原文于2017年2月9日发表在英国《社会主义呼唤报》上，但现今此一话题仍然相当受到瞩目，《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中文翻译团队也因此选择现在发表翻译。)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时任英国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资深左翼政治家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日前宣布，他与他的团队将考虑把无条件基本收入纳入英国工党经济纲领的核心。横跨英吉利海峡，贝诺瓦·阿蒙(Benoît Hamo)，人称“法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同时是法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会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政策。于此同时，在印度无条件基本收入也获得关注。这项政策在印度，被强烈地建议做为替代该国目前所实施的复杂社会福利网络的简易措施。

但无条件基本收入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这项政策在过去几年会突然受到广大注目？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谁提出这样的提案，而又是为了谁的利益？

工人与自动化的赛跑

据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的前任长年领袖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曾在与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讨论关于一座新自动化造车厂时发生了以下的对话：

福特揶揄道：“沃尔特，你打算如何叫这些机器人付你的工会会费啊？”
鲁瑟马上回敬：“亨利，你打算如何叫这些机器人买你的车呢？”

以上这段对话当然可能只是虚构的都市传说。然而这个都市传说却点出并突显了，那些今日那些“更具远见”的资产阶级名嘴们最真切且严重的忧虑：“科技性失业”的威胁，又可称之为“工人与自动化的赛跑”。

不同于对现代科技的各种进步，以及生产自动化能解放人类的潜力的各种期待，今日科技发展过快的步调被认为是一股危险且暴走的力量，足以让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甚至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在不久的将来被淘汰掉。

就如上述的故事所呈现的，在现今的情况下，有谁还能购买这些由于世界经济过于庞大的生产力而过剩的商品？

首先，工业自动化与机械化的问题，已经开始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曝露出那些寻求撙节政策并攻击普通人民的政客们的伪善，而这些政客同时也对亿万富翁“企业家”必恭必敬。仅有八个这样的“企业家”们所控制的财富，比世界上半数人的财产加起来还多。

任何明眼人都越来越能清楚地看见，这支机器人大军的出现也同时壮大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后备军”，也就是大量的失业者，并同时给在职工人们工资被减低的压力。这些失业者们，在这个资本主义这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却无法得到新的就职训练与教育来加强他们的技能。相反的他们被视做废料，并被强迫进到快速扩张的“零工经济”里求生，在那个灰暗的角落里有的只是虚假的“自雇”地位、高工安风险的工作、没有工时保障的合同。

如此发展的结果就是，尽管在生产过程中导入了自动化与新科技，但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依旧是停滞不前的。对那些吸血的追求暴利的资产阶级而言，从这些急欲就业的“不稳定无产者”的队伍中寻找雇员，而不是投资在那些可以真正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机器上，前者的成本更便宜。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既存在“太多”的自动化(对“科技性失业”而言)，同时又因为生产力停滞而工作机会“太少”。

早已失灵的社会体制

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失灵了的经济驱动引擎的体制下，我们看见了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要求的出现：无视财富或需求，均分给社会上所有人一笔无条件地固定的支付。 

理论上，无条件基本收入背后的想法，是要让其打破劳动与工资的联系，一方面提供已经那些被机器人排挤的工人们，陷入低薪且不稳定的工作，同时让他们能从传统工业过渡到新的更有效率的部门。另一方面，也能使资本家们能心安理得地(或者更重要的，是更现实的考量)，在社会失业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导入自动化与新科技。这简直是打着如意算盘！投资比率保证会上升！生产力保证会增强！经济保证会起飞！资本主义的转轮润滑了！而同时工人还能在他们的余生里“自在地”“一年换二十四个老板”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现实是，今日的生产力投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这并不是因为对那些被裁员的工人有道义上的担忧，而是巨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或者是资产阶级们措辞委婉的说法：“产能过剩”)，就像是挂在全球经济的死刑绞绳。资本家之所以投资，不是要提供就业机会、满足社会需求、发展生产力，而是完全着眼于利益。如果普通家庭没有钱能消费商品而使商品滞销，那整个工业就会停摆。如果老板们可以从十名被剥削的工人获得的利润，比从一台全新的机器获得的利润还多，那么这些工人将留在原本的岗位上，而生产力将持续地低迷。

的确，劳动与工资的关系早已被打破了，但不是以什么正面意义来说。在所有国家(包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仅管国内生产总值有所成长，但实际工资仍就停滞不前，给予劳动者的财富份额变少了。工作时数更长了，但实得工资却保持不变。 

谁会得利？ 

尽管是在根本上就错误的前提下提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声浪在这个极端社会不均的时代依旧得到回响。牵涉到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实验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了，包括加拿大、芬兰、荷兰。 2016年六月五号，在瑞士的一场公投里，一件每年三万瑞士法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提案，其反对率由原本77%降到23%。同一时间在英国，工党与绿党的领导阶层都提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要求。

改良主义左派将无条件基本收入倡导为一个进步性诉求。它可以加固目前的社会安全网，透过向富人和大财团征税的方式来增强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以这样的方式提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仿佛就像任何正统改良要求，应该是要得到支持和争取的。 

然而，无条件基本收入本身并不是真正左翼或进步性的措施。事实上，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人士(Libertarians)之中也有很多人提倡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确，就连像米尔顿·弗里德(Milton Friedman)这样的头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过去都做过类似的建议，如他所提出的“负所得税”理念。

这些尊贵的先生女士们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概念有着浓厚兴趣，是因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做为极度削弱或是完全取代社会福利机制的手段。一瞬间，那些支持政府权力最小化的信徒们都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大量“简化”(写做简化，读做裁撤)征税与社会福利系统，以及“政府官僚减员”、“减少对市场干预”。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无条件基本收入引起熊彼得学派(Schumpeterian)自由主义者的注意。这些熊彼得学派自由主义者宣扬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优点，以及“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的强大变革力量。基本收入可以用来当作一个原始的社会安全网，并同时消除最低工资这类创造工作机会的“障碍”，并让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行摧毁工业和就业机会，也不必提供教育与培训的计划的预备课程。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美梦，也是劳工阶级的恶梦。 

同时，一些自由市场的狂热崇拜者们，甚至开始提倡相对大额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才是是真正的目的)，如废除令他们厌恶的公共服务(如健康保险、教育贷款)。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公共服务私有化，开创另一个赚取利润的空间。

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并不是要巩固过去几代人阶级斗争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要求，同样是希望以社会的倒退与摧毁社会福利为条件而提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并不是以重新分配这个社会的巨大财富来强化福利国政策，相反的它变成对公共服务的大举进攻与将其私有化的最牢靠的遮羞布，也就是支持了资本市场，而不是弱化资本市场。

马克思主义者会为了任何真正提供工人与弱势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改良而抗争，但是为了确定我们是否可以支持这种或那种的诉求，首先我们要问：这些提出的诉求真的是一种改良吗？或者实际上这样的诉求是一种恶改呢？

就这个角度来说，抽像地空谈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正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首先我们有必要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问题，以及看清楚是哪个阶级提出这些要求，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

谁来买单？

如同所有的改良方案，最相关的问题是：谁来买单？有人必然要问，这些钱要从哪里来？这的确是那些反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右翼人士必然要放大检视的关键。

就去年瑞士的公投，瑞士政府带头以财政困难的说法来反对每年24,000瑞士法郎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然而请先了解到，瑞士的日常生活成本吓人的高，平均工资是建议的无条件基本收入额度的两倍左右)。在芬兰所建议的“更加合理”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悲惨的约共计每年5,700英镑，这是一个对有钱人而言不痛不痒的数目(别忘了，毕竟这是无条件的普遍收入)，但却会进一步恶化目前仰赖着现有社会福利的贫民们的生活。

要提供比目前福利国家更好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就需要增加相当大的税收，就如同《经济学人杂志》所强调的一些假设：

“设定基本收入这个课题并不简单。假设要给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10,000美元的收入，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就要将税收在GDP中的占比提高约10%，还要减少大多数非健康保险类的社会支出计划。而额度更高的基本收入计画就是需要更大且持续的征税。” 

在继续说下去前，请让我们把一件事说得具体且清楚：目前世界上所存在的财富，足够给予所有人一份理想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而且远远超过每年10,000美金的程度。如前面所强调的，根据最近乐施会(Oxfam)针对全球不平等化的报告，仅仅是八个亿万富翁就占有了相当世界人口半数所占有的财富。同时，美国的大型企业们就坐拥约1.9兆美元的闲置资金。

然而问体不是出在经济面上，而是政治面上。要实施真正有进步性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就要建立最有雄心抱负，且要彻底改变由战后时期，那些终身保障福利国所采用的税务再分配系统。而直到现在，眼下所有过去的福利都遭受撙节政策所攻击的时代，我们看到许多善良左翼人士都呼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要求，提议对富人与大型企业征收巨额税款，借此对资本世界进行弘大的挑战。 

然而所有我们目可所及之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都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退却了。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被选举出来的“左派政府”，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法国奥朗德的“社会党”等等，却与执行进步性税捐纲领的道路渐行渐远，并被迫在银行家们的专政下实行各种紧缩政策与恶改。但何必从这些先例中记取教训呢？不如将错就错吧！

乌托邦幻梦

就这方面来看，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要求，可说是左派中那些天真的浪漫主义者们，最最空想的提案了。他们幻想着撙节政策只是意识型态上的，而毫无根据地确信，我们能说服有钱人们慷慨且平静地为社会的美好掏出钱包。而这就是在根本上，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各种呼吁所仰仗的：资本家们以及代表资本家的建制政客们的仁义道德与慈悲。

同时，偶而会有像比尔·盖兹(Bill Gates)的亿万富翁，从他的王之宝库里拿出一小部份财富来做慈善活动(不过仍然是犬儒的公关伎俩)。但追根究底，资本家阶级做为一个整体，都是为了谋求利润而经商的。而这些资本家们不会，也永远不会期盼有人强迫从他们的私人财富来资助社会其他人；因此，世界上最大的企业都卷入了几乎荒唐的逃税计划。如著名的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还大言不惭地指出他自己所付的税比他的接待员付的还要少，并说道：“现在一场阶级之间的战争的确正在进行，而我的阶级，也就是富人的阶级，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应当再一次指出，社会中的财富毫无疑问能建立一个真正进步的普遍收入系统。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中能将进行这样的改良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资本家们感觉受到威胁，到了害怕失去一切的地步；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已经达到这样激烈与高涨，统治精英只能从上发起改良，防止从下爆发的革命。更有什者，这样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要求不止是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斗争。

假设左派们将无条件基本收入被提到议程上并为其抗争，那它就无法以一种脱离阶级斗争的方式执行到底。我们不能指望富人的利他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怜悯。国家政府在本质上，就如同恩格斯与列宁解释强调的，是由保卫统治阶级的财产与利益的“特别武装部队”组成的。

世界各地的政府尤其在这个时候都对市场的那双“看不见的手”虔诚膜拜，因此，妄想建议资产家们要乐意且心平气和地同意将他们的财富拿来建构一个更理想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或者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愿意开始执行这样的任务，是完全的乌托邦空想。

分配和生产

进步性无条件基本收入要求的主要限制，就如同所有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一样，都是并没有从阶级的观点提出问题，也就是，去分析是哪个阶级是实际上拥有并控制了这个社会上的财富与科技技术，以及更重要的，他们是如何首先拥有这些控制权的。

也就是说，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问题(以及所有的改良主义政策)，都源自它们过分专注在分配的问题，而不是生产的问题。就如同马克思在他的小册子《哥达纲领批判》所批注的(“哥达纲领”是由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盟友“拉萨尔派”所提出的一个同样为改良主义与空想主义的纲领)：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我们编辑部的重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些批判在今天甚至更加正确了。由于关注税收与分配的问题，结果现代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把批判的炮火对准了错的人。他们倡导提高对个人财产的征税，借此疏离了中产阶级人士，却不去打击那些个人财富与利润与资本分不开关系，超富有的资本家阶级——这些人的财富永远可以逃离国家收税员们的掌握。

因此，就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们不应当着重在社会中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透过税收与福利政策等等的)，而是要对创造新财富的生产资料实行集体化和工人民主的监督控管。如此合理的生产计划一旦实施，税收、遗产、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福利等等的问题，都会很快消失。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社会不均的问题十分重要，却相对次要。就根本上而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主要在这个老旧系统的各种病症上，而是在其根本的病灶上：资本主义本身的各种规律上；私有制、商业竞争、为利润而生产，这些挡在在生产力(工业与科学、科技与技术、艺术与文化)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伟大的俄国革命家与理论家托洛茨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杰出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这样评论道：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罪恶，并不在于有产阶级的奢侈(尽管奢侈本身是多么可恶) ，而是在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奢侈的权利而维持它对生产资料的专有权，这样就使经济制度陷于无政府和衰朽状态。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已经成就了什么？”)

今日我们看到“无政府与衰朽状态”的“基本罪恶”。大型企业掌握着大量现金，却伴随着历史性新低的投资率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大型工业自动化的潜力，却伴随着科技性失业恐惧的荒唐；“宁可担心数百万人被迫失业闲置，却不是去实现所有人的都能自愿的休憩”。这些极端的矛盾都活生生地被呈现在我们眼前

无条件基本收入这项措施，尽管试着贴补社会漏洞，却不做任何事去阻止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导致这个社会陷入僵局的生产过剩危机。事实是，就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没有任何改良主义措施能瓦解这些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只有这个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才能斩断这个矛盾螺旋。

“家务工作的薪资”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有女性主义者们提倡无条件基本收入，而他们的立场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性质的报酬，能挑战当前对于劳动的观念，证明如家务工作，这类尚未被支付薪资(但却是社会必要性质的)的劳动的价值。但有关于“家务工作薪资”的倡议，并非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希望女性们(甚至是男性们)在家庭工作上获得金钱上的补偿—亦即在雇佣劳动者已经存在于职场内的同时，又创造了家庭里的雇佣劳动者。

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能一次清除家务劳动：将当前的私人义务摆脱个别家庭的掌握(逃出狭隘孤立的家庭的这堵墙)，并以一个社会形式将这些社会必要性质的义务给组织起来，成为合理生产计划的一部份。只有将幼儿看护与家事义务的问题以社会化来解决，并卸除掉工人阶级女性们的劳动负担，我们才能期待达成社会上真正的性别平等。

就如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因此，要促使社会发生真正、永久性改变的唯一方法，不是为女性的家庭工作支付薪水，而是将那些家庭的、无偿的劳动，全部驱逐出个别家庭之外；要使这些劳动变成社会任务，其责任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而最终，投资新的机械与科技，能让我们将这些家务劳动全部废除。

家用机械的发明，如微波炉、洗碗机以及清洁用机器，已经大大减少花费在家事义务的时间。而如今的挑战是，将这些科技掌握住，置于公众的、工人民主的监督控管之下。而将这些家事义务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一部份。而借此我们要让工人阶级女性与男性，同样从家庭劳动的残害解放出来。

工资、收入与无条件基本收入 

在现代资本主义里，透过以往劳工抗争的果实，劳工阶级能为自身做好安全管理。公共设施服务，如英国国民保健署(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福利国家，让一个工人所收到的“收入”实际上被分成两个部份：一份是在劳动力交易中，由雇主所支付的薪资；以及另一份不需缴费就能免费使用，根据需求所提供的公共福利服务的“社会薪资”。 

而在社会主义秩序下，这两种“薪资”的比例会剧烈地转移到后者。无形的“社会薪资”会大量地增加，同时劳动力交易的薪资会减少(在相对之下—总薪资理所当然会因社会财富的成长而增加)。做为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一部份，不只是医疗保健上不需要金钱交易，大众运输、住宅问题、电力能源、食品供应，以及任何食衣住行的需求：所有这一切，甚至是现在被认为是“奢华用品”的东西，都能无需任何交易行为而提供。价值的观念会渐渐地变得毫无意义，而货币系统也会随之消亡。 

然而，在劳动薪资与“社会薪资”之后，又采用了无条件基本收入这种第三种变形收入，我们也有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无条件支付。对那些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自由意志主义右派人物来说，采用这项普遍收入款项措施的举动，并不是要强化“社会薪资”的社会主义性质，反而是要弱化它(如同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并用无条件基本收入做为开放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说词。

同样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采用，也能将取消如最低工资限制这些重要改良政策正当化，让工人们在与老板的斗争中退缩。那么，无条件基本收入并不会弱化货币和市场的力量，反而用于巩固和加强这些力量。

那些最不遗余力，且轻率地要求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左派人士，也因此必然要在他们汲汲营营之处小心万分。比起拥抱诡异又暧昧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要求，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更应该将产业公有化以及工人监督控管的要求，再次推向抗争的舞台前方。

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抗争

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最大的讽刺，是那些左派支持者们实际上公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明显矛盾，但他们却躲避这些矛盾，提出了一大堆治标不治本的建议。他们看到许多的不合理，大量的失业者与过度劳动；科技进步所加深的不平等；自动化系统不是要解放工人，而是反过头来奴役工人等等。他们将这些不合理做为本该如此的事实接受了—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却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才是问题的根源。

与所有改良主义的要求一样，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宁愿提出最非比寻常与最空想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会挑战到他们认为最不可侵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项权利：财产私有制。事实上，他们甚至提议说无条件基本收入能成为一条“由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马克思的格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对那些可敬的先生女士们而言，商业上的竞争与追求利润也许要对造成社会不平等、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祸害负起责任—但要建议去废除市场无政府状态则全然是对他们的亵渎！

确实，对某部份人而言，就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位英裔美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家，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所认为的，任何形式的基本收入实际上是让公民们接受私产制的筹码之一。就如《经济学人杂志》所指出的： 

“托马斯·潘恩会喜欢这样的前景。他对基本收入的论证表明，基本收入可以做为(让人民接受)私有财产存在的交换条件。潘恩相信，在私有财产制出现前，所有人都能通过猎捕觅食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一旦将他们赶出这个猎场，就应该透过向所有人支付每年15英镑的“自然遗产”的方式来补偿他们，而其支付则来自向财产主所收取的地租。”

社会主义者们与其要求无条件基本收入，还不如用这个问题来揭露一切的不合理与荒谬，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不应该是为了让经济控制权持续掌握在一小撮富有的菁英手里，让财富持续流入吸血资本家的口袋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应该是为了将经济体中的重点部门国有化，以及工人的政权掌握。

与其为了那些被产业自动化所淘汰的人们要求一份基本收入，我们应该要求将那些必要性质的工作分配出来，以减少每个人在每个工作天的工时。但这些只有在一个只为社会需求，而不为利润的经济系统为基础才有可能。此外我们还应该强调一个能让人类与机械和谐共存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的潜力：一个财富充足的社会；一个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指标的“全自动化富足的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实践下成为现实。

在托洛茨基著名的演讲《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In Defece of October)》(1932年11月27日对哥本哈根社会民主党学生的演讲)中，他解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收获，而在我们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也为我们指出人类未来的方向：

“技术将人从地、水、火、风这些古老原素的专制下解放出来，结果只是将他隶属于自己(技术)的专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隶了，却做了机器的奴隶，更坏的是做了供给与需要的奴隶。

“现在的世界危机特别悲剧地证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层的高空，能在电波上与两极的人作谈话的人，这骄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经济的盲目力量之奴隶。

“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正在于用合理的计划代替未被监督的市场作用；在于驯服生产的力，强迫它们谐合地一齐工作，并顺从地服役于人类之需要。只有在这一新的社会基础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体，使每个男人及每个妇人，而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少数，都能在思想领域中变成一个完全的公民...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的半制成品。社会主义在另一意义上说，亦将是由必然的领域到自由的领域的跃进，即是今日的人，尽管有种种矛盾，缺乏谐和，但将为新的与更快乐的人类开辟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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