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府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的一个经典观点是，在封建社会中出现了由商人、银行家、以及早期工业家所组成的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而为了使这个阶级能发展出它所有的潜能，就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来打破由土地封建贵族所设下的重重限制。在法国与英国，事情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发展的，但在日本却不是如此。 （按：原文发表于201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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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资本主义在某些先进资本国家以某种形式问世，也不代表同样的过程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再地重复发生。事实上，如果去看看今天的大多数国家，事情也不是这种方式发展的。

这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打从一些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时，这些国家就意图要统治世界其他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现象。这些强大工业国家的存在，有着高等生产力与先进的科技方法，这意味着，在发展较落后的国家中，当地资产阶级原本能够循序渐进壮大的途径也被封锁了。

这是托洛茨基在他所发展的不断革命论中，一个关键的概念。而1917年俄国一系列的事件，也证实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他们自己阶级应该要执行的革命。不同于18世纪法国或17世纪英国的资本家们，191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完全臣服于强大帝国主义的利益之下。因此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落到新生的无产阶级，这个在当时的俄国唯一真正革命性的阶级的肩上。当然，俄国已经有了一群现代无产阶级的事实，意味着在打从一开始执行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时，工人就会以一种“不断地”的过程将革命转移到执行社会主义的任务。但这并不是本文的主题。

在此，我们关注的现象是，由于本应是在某个过程中（在日本的情况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成为领导者的一个阶级的弱小，让另一个阶级将领导任务承接到自身身上。当本应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领导阶层的阶级太过软弱，或者这个阶级太过仰赖其他更强势的资本强权，另一个阶级就能趁势介入。日本就是这种现象最清楚的例子。

历史先例

从日本的历史中我们就能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显示了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是如何自觉地采用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当统治阶级认为这个经济体制比本国既有的体制更加优秀，且更适合提升并保卫统治集团的利益。

西元6世纪的日本大和政府由中国引进佛教，也试图采用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当时，中国有着更先进的文明，以及比日本更高层级的发展。

日本统治阶级担心日本会被入侵与殖民，因此他们面向中国，并且力求模仿中国的经济与律法系统。日本豪族将他们的孩子送往中国留学，并在当地学习经济与律法系统。这也导致了西元645年“大化改新”引入土地国有化的重大改革，旨在将中国当时现有的经济系统引入日本。一时之间这样的政策的确有效且让日本发展起来，但因为日本并不存在支持中国经济系统基础的地理条件，这样的土地国有权也开始走向崩溃，并在西元8世纪，这个体制开始转移至土地私有制，因此进入封建制度。到了西元十世纪中期，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是私有的。

如此的环境催生了有力的地方封建军阀，而日本也经历一段非常久的氏族间的战乱时期。日本花了好几个世纪，才终于在一个天皇与一个中央集权下统一起来。实现这个统一状态后，统治菁英试图将日本与所有外国影响隔离。大约从1600年起，有200年左右日本都是一个极度封闭的社会，而封建贵族牢牢地控制着权力，并用尽一切手段，去扼杀任何可能影响他们的财富来源、土地所有权，以及捆绑于这些土地的农民们的的所有社会发展。他们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事实上，有些历史学家评论曾指出：如果有一个在日本的时空旅人，从1600年穿越了来到1800年的日本，尽管200年已经过去，但这个时空旅人可能还是注意不到有任何的社会变化。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但这些发展还是在封建国家的约束下被压抑着。

然而，欧洲与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当中，而这些发展也不得不对日本产生影响。在临近的中国，日本统治阶级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引发的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而日本的贵族也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起初他们加强控制，并断绝一切外国的影响，但这却于1853年7月功亏一篑，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带领他的四艘黑船驶进江户湾。此行佩里对日本的要求非常明确：对登陆日本的外国人士予以更人道的待遇、开放港口给予外国船舰进行食品与燃料的补给，以及最重要的，开放港口进行对外贸易。佩里给了日本一年时间好好考虑这些要求，并且赠与日本一面白旗，用以证明他会如计划的在一年后再次返航，而日本到时也许用得到这面白旗。佩里也真的在1854年2月返航日本，而幕府也接受了佩里所有的要求，包括开设美国驻日本领事馆。这一次来自外国的施压，引发了日本贵族内部的冲突。幕府遭到推翻，而日本明治天皇也在1867年末“大政奉还”后于次年登基，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主张“西化”来做为对抗西方列强手段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

“西化”就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因此日本开启了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的一部份是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基础建设，而予以优先开发的是铁路运输网络。 1870年到1874年间，有三分之一的政府预算都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日本资产阶级十分疲软，也没有直接主导这一过程。

弱小的日本资产阶级

正如肯尼斯．汉斯霍尔（Kenneth Henshall）在他的《日本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大国》（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1999）所述：

“总的来说，德川时代的商行并不愿意扛下建立现代工业的挑战，对他们而言这样做的风险太高。事实上三井（Mitsui）与住友（Sumimoto）是唯二这样做的大型商行。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主动创业的都是由政府本身或同样'阶级'的下级武士所组成的藩府（通常是与农民组织联手）。”

虽然有些曾经是武士的人士在发展工业中起到作用，“至少在早期，政府对私人创业家的缺乏感到失望。政府最终只能靠自己创立许多企业。而这些政府企业则是被期许做为让私人工业跟进的成功示范...”

汉斯霍尔继续说明：“在1870年代期间，政府也设立许多工厂，如军火、制砖、水泥与玻璃工业，并且接手了一些矿区与造船厂。”

这时的日本还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业贡献了42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便宜农村劳动者，能被越来越多供应出口的工厂雇用。在1880年代期间，日本的出口只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7%，但到了明治时期却成长到20%。

为了要获得必要的先进西方国家技术，各个公司都被鼓励成立合资企业。今天广为人知的公司，如日本电气（Nippon Electric Company）与日本东芝（Toshiba）都开始与美国公司成为合资企业。

正如汉斯霍尔所解释的：

“整个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在经济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它发展并维持与商界的关系，以及向它所属意的地区与公司提供协助。”在他解释了日本政府当然不时会推进错误政策，他叙述道：“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政府并不情愿把经济发展交给市场的力量。而它现在依然如此。”

国家政府在日本经济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E．悉尼．克劳科尔（E. Sydney Crawcour），在他的文章《工业化与科技性变化，1885年到1920年》（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885-1920.收录在由山村耕造所编辑的《近代日本的经济兴起》的第二章），指出：“如果没有考虑到国家政府的作用，那么任何针对1885年到1920年间日本工业化与科技性变化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完整或具说服力的。他紧接著作出了几乎可用来回应坚信“市场即是一切答案”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的观察：

“一些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理由是政府干预下产生的生产产量不会高于透过竞争市场运作所导致的生产所达成的产量。。但是，自由竞争市场未必是造就长期经济活力成长的最佳策略。特别是，当投资的报酬是根据投资者无法控制的其他发展决定时，市场力量则不会把长期经济成长最大化。我们已经看到，1890年代时，不论是个别经营的铁工厂还是炼钢厂都是无法盈利的。一座没有连结于铁路的煤矿场可能无法盈利，但一条铁路如果没有一座矿场或其周围其他工业已经在发展的话是没有经济价值的。然而，作为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能带来高度生产力的投资。 ”

这里我们可能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下，政府干预也能是发展经济的一个必要的部份。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提到这些经济政策在他称之为“晚期发展经济体”内的优势。

在这些经济发展中，是什么东西做为运作的驱动力？是如同英国克伦威尔时代或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崛起吗？不，并不是。这股驱动力是来自国家外部的。这股驱动力是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并且威胁到日本贵族的地位，才导致同样的贵族阶层推动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也意味着推动资本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太过疲软，无法起到它的历史作用，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就落到另一个阶级手上，在日本的情况，就是武士阶级透过其对国家政府的控制来发展资本主义。

汉斯霍尔解释道：

“年轻的武士们以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来发动维新政变，借此巩固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并且在所有的改变下，也带给国家一定程度的稳定。 ”
“这些执政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盛的民族国家，一个能与西方国家比肩，甚至是最终要超越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 ”

而封建制度又是被谁给推翻的呢？并不是由日本资产阶级推翻的，他们的疲软让他们不足以执行这项任务。推翻日本封建制度的是来自封建制度本身内部的维新志士。就如汉斯霍尔再次说明的：“过去封闭式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包括政府领袖们所出身的武士阶级。”（本文作者的重点）

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一介经济强权，而当日本经济扩张自身到超出国界，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力量的扩张，以便其在东方建立自己的帝国。此外，虽然日本统治阶级在经济方面拷贝了西方国家的体制，却没有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架构。汉斯霍尔解释道：“寡头内阁在政治上保持'超然'状态——他们的意志则是法律— —而一般人的自由也被各种限制层层包裹着...”

在此我们也可以与今日的中国做出有用的比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谁掌握着日本的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依旧太过软弱，而无法直接控制国家。然而，国家则建构了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的日本。在1870年时，日本是资产阶级国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有人仅因为此时的日本是由封建贵族执政而断言日本是“封建”国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重点是，来自旧有封建贵族内部的维新志士成为了国家的首脑，并为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打下基础。虽然这些发展在当时仍然属于早期，但方向很明确的是向资本主义迈进。就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日本的确是资产阶级国家。如果把问题问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国家的发展方向，那答案就是很明确地向资本主义迈进，而这最终也决定了国家政府的基本性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在托洛茨基的文章《不是工人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Not a workers' and not a bourgeois state?”, 1937）中找到非常适切与有趣的观点：“关于工人国家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主张，对于思想被抽象形式限制的人而言，不仅显得难以理解，而且完全毫无意义。然而，化学物质也从来不会以“纯粹”状态的形态存在，这样的状态就任何事物来说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半封建的普鲁士帝制执行了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以属于他们阶级的形式执行的，也就是以封建形式，而不是以雅各宾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执行的。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我们也看到了在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与统治集团的半封建性质之间具有着类似的关系。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明确地在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做出区别。 ”

美国帝国主义的作用

由于日本从未有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留下了旧时封建制度的残余物，譬如天皇帝制（至今拥有君主制和上议院的英国也是如此！）。这些残余物，大部份都在二战后由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领导的美军占领行动所清除掉了。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他解释当时他的目标是要瓦解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时推行“现代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建立代议制政体的架构、现代化的宪法、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女性权利、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的劳工运动、鼓励自由市场经济、废除秘密警察压迫、发展自由且负责的媒体、教育开明化、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政教分离...”

尽管上述的某些都是纯粹的哗众取宠，日本还是在1946年实施了关键的土地改革，让农夫们“耕者有其田”。政府不遗余力地从收租维生的地主手上购买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小农。实施这项措施，很明显是因为“共产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在世界大部份地区扩散开来，尤其是在比邻日本的中国，因而产生对农民革命的恐惧。

由于日本内部出现与大型共产党和的强大工会运动，美国帝国主义者也有足够的理由推动这些改革。美国人旨在抑制如此激进劳工运动发展所做出的改革，最终完成了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

自此日本成为了强大的先进资本国家，且连续几年每年保持10％以上的持续增长水平，也的确是战后时期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一。但最终日本还是被资本主义的矛盾压垮，并在1980年代晚期陷入严重的危机中。然而，日本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转型是在旧时封建贵族阶层的主导下发生的。

日本内部的这些发展都取决于世界的情势。直到1800年代都作为日本统治菁英的封建贵族阶级，其内部有部分成员认识到：如果他们没有效仿更强大工业国家一样的工业化，那后者将会威胁到这些菁英们自己的特权和权力。因此即便没有实质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一系列的行动下来，还是导致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日本。

我们也可以举出德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例证。德国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与其后的资本主义）是由旧时代的地主封建贵族中的容克贵族所推动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就是出身容克贵族的最佳代表，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全球数一数二的工业强权，不是透过典型的的法兰西式资产阶级革命来超脱封建主义，但是在一批既有体制内的统治精英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利益继续捍卫封建主义的情况下，主导建立资本主义而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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