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公开信 Share Tweet（按：这封公开信由泰德·格兰特写于他被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开除之后，于1950年九、十月左右发表。译者：洪磊）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官方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走过的道路上已经陷入僵局；对于发展一种扎根于群众的健康革命趋势，已经没有任何前进的可能了。英国的第四国际作为革命趋势之所以失败，有三个原因：1) 国际上向铁托-斯大林主义的屈服。2) 英国的政策和纲领。3) 内部民主的匮乏。铁托主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一种不可预见的力量关系在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演进着。第四国际在战前所作出的预言，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在战争中或者战后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依托着国有制的可行性、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令人生畏的腐朽和崩溃、二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革命国际主义趋势的软弱无力，斯大林主义得以利用这些因素，随着全球第二世界力量的增强而与苏联一同浮现出来。在欧洲和亚洲，斯大林主义已经成为了最主流的趋势。资本主义在东欧的溃败，使得斯大林主义能够作为一种波拿巴主义的趋势而操纵工人、在各阶级之间周旋——在或多或少的群众支持下建立一个具有波拿巴主义性质的畸形工人政权。在目前各阶级力量的特殊关系中，斯大林主义立足于对无产阶级的最后分析，即支持抵御社会新经济形式；这是一种新式的波拿巴主义，操控各阶级以便按照莫斯科模式建立其统治。在中国和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政党在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并成立了相对独立于莫斯科官僚体系的统治。中国和南斯拉夫革命之所以在事实上出现了扭曲和堕落，是出于以下全球性因素：1) 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危机。2) 两国周边存在着强大的畸形工人政权，有力影响着其工人运动。3) 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弱点。这些因素导致了无可比拟的演化，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导师都无法预见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延伸到了大半个欧洲、中国次大陆，且有可能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蔓延开来。这向马克思主义运动提出了仍待解决的新的理论问题。在力量不足且孤立的条件下，新的历史性因素只能在运动的理论危机中产生，显示出关乎其自身生存的问题。经过第四国际一段时间内广泛的严重动摇和混乱后，有三种明确的倾向在所有倾向中脱颖而出：(a) 一种绝望的、修正主义的运动，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哈斯顿（Haston）的有组织的孟什维克主义，以及莫罗（Morrow）、戈德曼（Goldman）、克利浦（Craipeau）等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b) 一种朝着斯大林主义方向的新倾向（国际书记委以及英国支部）。(c) 一种竭力继承托洛茨基最优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趋势。面临着令人生畏的问题，国际书记委和英国的领导集体暴露出了自己理论上的匮乏。他们对于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任何充分的理论解释或凭良心的分析，于是在一夜之间便发生了季诺维也夫式的180度大转变，不再坚持认为东欧和中国是资本主义政权，而转向承认南斯拉夫自从与斯大林决裂之后，已经神奇地变为了一个健康的工人政权。在英国，呼应着国际书记委并且全无任何理论性理解的尝试，希里（Healy）的领导极其不成熟地应用了其理论。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一) 第四国际预言斯大林主义无法实现革命；(二) 斯大林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所以…… (三) 它根本不是斯大林主义！以上论证的第二条（国际书记委和希利的领导都要为此负责）意为世上只能有唯一一个斯大林！为什么？世界上可以有不止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但斯大林显然是没有阶级基础的。英国的领导层因为其与莫斯科决裂而对铁托的领导进行着理想化的粉饰，已经压制了对这种倾向的所有根本性批评，并以“正常”无产阶级专政的眼光来看待南斯拉夫：即一个健康的工人政权，而或这或那的小瑕疵只是无伤大雅的。以铁托领导层自从与莫斯科决裂以来，不得不借用马克思主义武器库中的许多论点来批判莫斯科的寡头政府为纲，他们并不认为这场冲突是对全国抗争莫斯科官僚体制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映，或是像整个东欧、甚至苏联自身内部（如乌克兰、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共和国，等等）所反映的那样。唯一重要的区别是，由于其国家结构的独立性，南斯拉夫有可能实现成功的抵抗。尽管有一些半煽动、半真诚的曲折左倾，但南斯拉夫政权的根本基础依然如故……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小小的南斯拉夫），在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集团之间周旋（南斯拉夫只有靠它才得以维系）。这个政权依然是极权主义的——工人民主并不存在。企图为这些想法辩护，认为这只是斯大林主义的次级余毒，是犯罪且错误的。对于莫斯科政权的一些正确批评并不能改变铁托的体制，就像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正确批评并不能改变其执政国家的政权性质一样。斯大林主义内部的危机使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新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成立——独立或半独立与斯大林本人——使得世界工人阶级的思想愈发混乱。第四国际虽然利用了斯大林主义内部的裂痕来揭露其波拿巴主义痼疾的本质，但也绝不能对新斯大林主义作出让步。第四国际在全力支持南斯拉夫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野蛮进攻的同时，绝不能因此把铁托的政治立场也一笔勾销。铁托领导层虽然代表了南斯拉夫群众的民族愿望，但却在更小规模上使用了与克里姆林宫集团同样的方法，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我们绝不能忘记，决裂并不是来自南斯拉夫方面，而是莫斯科统治者们在试图无情地、毫不妥协地强加给南斯拉夫官僚机构的。自从决裂以来，南斯拉夫人的原则和方法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难道还会有别的结果吗？一国社会主义仍然是南斯拉夫人思想所围绕的核心。对于他们来说，俄国官僚体制的堕落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不需要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条件决定意识”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能的结局——在更小的范围内，南斯拉夫的条件与苏联是相似的（落后的国家、少数无产阶级、充满敌意的环境、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南斯拉夫人的立场与斯大林主义早期的立场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从长期来看，它们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委和英国支部希里领导层）没有利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来揭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以及一个健康工人国家所必须的重要属性，而是把自己变成了苏联之友的复制品。这个组织为南斯拉夫开脱罪责，甚至几乎变成了为该国服务的旅行社。从埃利斯·史密斯（Ellis Smith）成立社会主义者协会（Socialist Fellowship），到朝鲜危机，该组织经历了一段与工党内部各种分子进行合作与和解的时期。其范围包括从埃利斯·史密斯、布洛克韦（Brockway）等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改革派，到汤姆·布拉多克（Tom Braddock）、杰克·斯坦利（Jack Stanley）等斯大林主义同路人。在缺乏真正的左翼的情况下，希里领导层协助构建了一个影子。为了维持这个影子，他们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应其存在。因此，当社会主义者协会在大选后制定其政策时，这个领导层在起草一个虚假的、机会主义的纲领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幻象也散布在埃利斯·史密斯、布拉多克夫人等所谓的工人阶级领袖周围。在朝鲜争端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危机时，这个组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埃利斯·史密斯和孔帕尼（Company）离开了。随着左派改革派重要人士的离去，组织更加公开地偏向于迁就斯大林同路人一派。他们仍然留在社会主义者协会的残存部分，站在半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成员、组织和活动上，构成了社会主义者协会的骨干。托洛茨基主义者把他们的精力用在了宣传机会主义政策上，而非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革命核心。《社会主义展望报》的角色在社会主义者协会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展望报》（Socialist Outlook）执行了其既定任务：“反映左翼内部的困惑。”（1949年会议文件）。《社会主义展望报》的政治角色不是由苍白无力的编辑评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那些英国下院议员等人的社论。而他们的政策显然是在给右翼的苦药加些甜度。同时，编辑评论的内容色彩则是不要“得罪”编辑部里的斯大林主义同路人。编辑评论提出了一句“批判”，配得上臭名昭著的“苏联之友”。“领导层……希望它存在。”“我们远远不是说俄国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支持进步运动。”“莫斯科试图通过确保朝鲜的和平来换取安全理事会上的额外席位，这带有明显的强权政治的味道。”这些就是他们声称的“严肃托洛茨基主义式的批判”的例子！在这样的言论中——这些言论带有很独特的味道——有以下这一项：“俄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对方国家眼中符合苏联利益的东西决定的，但正如印度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政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始终与国际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相一致。甚至，从长远来看，这也不符合苏联自身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政治和解的基础上，希里的倾向对英国和全世界吹嘘其在工党内“建立左翼”的数量和组织上的成功。这些说法大部分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即使是在他们最艰苦的努力下，它仍然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半虚构组织。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它就会立即崩溃。《社会主义展望报》是一个“论坛”，里面没有反映任何革命趋势。该报也不允许进行革命性的批评。例如，S.L.即萨姆·李维（Sam Levy）对四月社论的攻击，以及M.L.即玛丽昂·伦特（Marion Lunt）对南斯拉夫立场的攻击，都没有被发表，而大量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材料却被发表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中派的《社会主义领袖报》（Socialist Leader）。必须牢记的一个重点是，《社会主义展望报》的主导力量是（自称）托洛茨基派的人。《社会主义展望报》作为该群体事实上的报纸，本应是群体用以组织起自身的东西。然而，它却成了斯大林主义在工党内施加影响的渠道。该报的整个路线和此群体的政策，在臭名昭著的朝鲜增刊里愚蠢地暴露无遗。它对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角色没有作任何批评。它洗白了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作用。在正确地支持北朝鲜斗争的同时，它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只字不提。在工作条件最有利的青年团（工党青年团，League of Youth）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传播我们思想、为其争取支持的托洛茨基主义观念，而是在组织上控制整个青年团的观念。它在青年团内的斗争过程中，虽然正确地争取满足民主和组织上的需求，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立场为代价的。工党内部的整个方针是斯大林主义的，意在牺牲政治思想和纲领以控制机器、社会主义者协会、《社会主义展望报》和整个青年团。然而，它连最后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了，以至于这些斯大林主义者同时还组织了自己的强大的独立政党和报刊，与组织的附属品相并列。这种清算主义政策成为了旗帜、政策和纲领的混合物。内部民主的匮乏在缺乏分寸感的英国支部领导们夸大了部分安全顾虑的情况下，支部大会是在最泛善可陈的环境下召开的。除了极少数受宠的人以外，只有代表才被允许出席參與。一般成員被以安全为由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甚至不被允许知道会议在哪里举行。“国家资本主义派[1]”的文件在得到了总书记的接纳后，后者却以此文件原作者已被开除党籍而被拒绝发布（这是在追溯既往）。这构成了一种挑衅，对国家资本主义派当然有利的。他们是在大会上得到了代表的一个派系，本应有权提出一份文件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即使文件作者本人并不在组织内。利物浦分会的文件没有被发表，理由是它被提交的时间太晚了，不过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在最后一刻被采纳了，虽然没有注明其来源。事实上，“修订后的”主文件就是一份全新的文件。通过在旧观点中混进一些新的观点，它只能成功地迷惑和困扰成员们。领导层提出了一份全新的文件，但同时又声称他们只是对旧文件进行了修订。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式的诡计。在会议上，政治讨论和表决是在被党纪大棒威胁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关于改良主义的决议上，代表们被告知，任何投票反对通过该决议的人都将被开除，尽管一部分代表确实是反对该文件的。在所有布尔什维克组织中，成员们都有投票反对文件的权利，虽然政策当然最终会由多数人的意见而决定。这项必须通过决议的要求，是在以开除作为威胁，强迫少数人投票赞成他们实际上反对的决议。比起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这种最后通牒式的态度更像是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主义。尽管越来越多的党员出于对领导层半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反应而开始同情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抓住机会在会议上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从而让国家资本主义者们的思想有所交流。领导层武断地、官僚主义地解散和合并分会，不考虑党的需要而只考虑小团体的需要。例如，总书记曾下到基尔本分会宣布其解散，以“使分会免受‘恶性’影响”。而直到一周后，执行委员会才正式批准了这一决定。在利物浦，曾有人蓄意要将分会一分为二，目的是让“迪恩家族[2]”与利物浦的其他同志分开。为了便于中央控制，各支部被故意隔离开来。支部对整个组织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相互之间的通信受到限制，而通过执委会发来的声明也只是为了给执委会的行动盖章。持有不同意见的支部和个人面临着被开除的威胁，或是会被当作反党同志而受到恶毒攻击。由于这种制度，政治上的不满必然会反映在违纪行为和成员的退出上。对违纪行为的唯一答复就是立即开除（伯明翰的佩尔西·唐尼，Percy Downey）。关于开除的决定被提交给各支部认可。那些投票反对执委会行动，认为必须对其进行充分讨论，并且这些违纪行为只是政治讨论和民主不足的结果的人，他们自己也被立即开除了（伯明翰、西伦敦）。就像这样，他们坚持着铁板一块的全票通过原则。担任全国委员会成员的主要反对派同志，例如吉米·迪恩（Jimmy Deane）、萨姆·李维（Sam Levy）等，被以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或技术性的违纪行为开除了。通过限制成员的权利、利用技术上的要点、领导层的独裁态度以及对成员们的普遍恐吓，这个集体已经出现了萎缩。由于许多成员自愿退出或被开除，组织已经变得一塌糊涂。在各省，它已经沦为一个空架子了。而在伦敦，成员们对这样的领导层逐渐失去了信心。这些都是很大的损失。留下的只有那些年轻的、缺少经验得同志，以及小集团中的顽固分子们。越来越多的成员离开了组织，再加上一些领导同志被开除（其中一位是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这个重要机构中唯一的反对派代表），表明了在这个如此滑稽可笑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争取轮流领导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再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呼吁同志们，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小事。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影响着托洛茨基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命运。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决定要从这种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瓦解倾向中脱离出来的。如果要保存、拓宽和发展托洛茨基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就必须与那些尾随着斯大林主义的人决裂。如今，出于各种历史因素，第四国际的团体是小而弱的。那么，就更加需要让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为了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展群众组织而做好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在新斯大林主义纲领的条件下，能准备迎接的只有灾难。只有培养出成熟的革命骨干队伍，才能为日后做好准备。在世界现有形势和条件下，很快预见英国群众托派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将需要多年的耐心工作。在这个阶段，团体的主要活动将不得不打入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内部，置身于其中。在未来的几年里，工党讲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个左翼。但是，这种凭空创造出一个左翼，并宣布这个左翼已然存在的愚蠢努力，除了在希利派自己的想象中，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无能。为了给左翼做准备，现在有必要在新闻舆论和工党内部对工党中的一切倾向进行严肃而冷静的批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揭露其中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以杜绝工党内部分成员在绝望中走向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为了开展工作，必须在组织内保持谨慎的民主和充分的讨论自由。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团体，也不可能在今后的困难时期中生存下去。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呼吁运动中所有真诚的同志们加入到我们的这项任务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项抗争的、有生命力的运动。劳工运动中耐心的日常工作如果能在正确的基础上进行，就会取得成果。今后的岁月可以是硕果累累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从长远来看，机会也是无限的。向前，直到在英国建立起革命的趋势来。1950年9月/10月"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编者注：当时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内的“国家资本主义”派是围绕在克里夫（Tony Cliff）并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人国家或计划经济的派系。此派系后来成立了当今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2]编者注：“迪恩家族”指活跃成员以及兄弟吉米·迪恩（Jimmy Deane）和亚瑟·迪恩（Arthur Deane）。两人在当时支持格兰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