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列夫·托洛茨基 Share Tweet8月20日將是列夫·托洛茨基被暗殺80週年紀念日。為了紀念他的生平和作品，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將組織一次網上集會，就這位革命巨人進行談話、視頻和討論（詳情見此）。在本次活動之前，我們將在《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上重新發布托洛茨基本人及其相關的材料，首先便是艾倫·伍茲的這本小冊子（按：原文最初出版於2000年）。介紹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與列寧齊名，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把一生完全獻給了工人階級和國際社會主義事業，渡過了精彩的一生！從他年輕時通宵達旦地製作非法的罷工傳單，並因此第一次入獄且被流放至西伯利亞開始，直到在1940年8月被斯大林的一名特務射殺，他一直為革命運動不懈地努力著。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他擔任彼得堡蘇維埃主席。再次被判處流放至西伯利亞後，他又一次逃了出來，並繼續從事流放時的革命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托洛茨基採取了一貫的國際主義立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宣言》的作者，以此試著團結戰爭中的革命對手。 1917年，他作為彼得格勒起義的組織者發揮了領導作用。十月革命後，托洛茨基成為了第一任外交委員，負責與德國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談判。在血腥的內戰期間，蘇俄遭到了21支外國干涉軍的入侵，而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際，托洛茨基組織起了紅軍，並親自率其與反革命的白軍作戰，乘坐著名的裝甲列車穿越了數千公里。托洛茨基擔任戰委職務直到1925年。 “給我看看還有哪一個人，”他（列寧）拍著桌子說，“能在一年內組織起一支稱得上是模範的軍隊，而且還能贏得軍事專家的尊敬。”高爾基回憶錄中轉述的這些話，準確地表明了列寧此時對托洛茨基的態度。托洛茨基對鞏固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所發揮的作用並不僅限於紅軍。他還與列寧一起在第三國際的建設中發揮了領導作用，為前四次代表大會撰寫了《宣言》和許多最重要的政策聲明；在經濟重建時期，托洛茨基重組了蘇聯破碎的鐵路系統。此外，一向多產的托洛茨基還抽出時間寫成了極具洞察力的研究報告，不僅涉及政治問題，也涉及藝術和文學（《文學與革命》），甚至還涉及到過渡時期人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日常生活問題》）。1924年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領導了反對蘇維埃國家官僚主義墮落的鬥爭——這場鬥爭由列寧在其臨終前就已經開始了。在斗爭過程中，托洛茨基率先開始提倡五年計劃的概念，遭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隨者的抵制。此後，托洛茨基獨自一人繼續捍衛十月的革命、民主和國際傳統。在《被背叛的革命》《保衛馬克思主義》和《斯大林》等著作中，他獨自對俄國革命的官僚主義墮落進行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在1930-40年間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不僅涉及國際工人運動的迫切問題（中國革命、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西班牙內戰），而且也涉及各種藝術、哲學和文化問題。這些足夠稱得上是幾輩子的成就了！然而，如果客觀地審視托洛茨基的一生，我們就不得不同意他本人對自己生平的評價。也就是說，儘管托洛茨基取得了種種非凡的成就，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是他的最後十年。對此，我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他完成了別人無法完成的任務——即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面前，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和十月的純淨傳統而鬥爭。這就是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和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最偉大、最不可或缺的貢獻。我們直到今天還在這個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著。本文並不自詡是要為托洛茨基的一生及其工作做出詳盡的描述；那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寫完的，而是要幾卷書才行。但是，如果本篇極為粗淺的概述能夠鼓勵新一代人去親自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那麼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早期開端1879年8月26日，就在托洛茨基誕生前幾個月，一小撮革命者，即地下恐怖組織“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的成員，宣布了對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死刑判決。由此，一批青年便開始了反對整個國家機器的英勇鬥爭，並在1881年3月1日以刺殺沙皇為高潮。這些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痛恨暴政，準備著為工人階級的解放而獻身，但他們認為，要想“激起”群眾動員，只需要“宣傳已經完成的事實”。實際上，他們試圖用炸彈和機槍來代替工人階級的自覺運動。俄國恐怖分子確實成功地刺殺了沙皇。儘管如此，其一切努力最終都是徒勞的。恐怖行為不但沒能加強群眾運動，反而還產生了相反的作用，強化了國家的鎮壓機器，孤立了革命幹部並挫傷了他們的士氣，最終導致了“人民意志”組織的徹底毀滅。這些“民粹黨人”的錯誤在於，他們對俄國革命的基本進程缺乏了解。在沒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的情況下，恐怖分子尋向了另一個社會階層，將其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他們以為自己在農民中找到了這一階層。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唯一能夠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在沙皇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半封建社會裡，農民將會作為工人階級的輔助力量發揮重要作用，但並不能代替工人階級。首先，19世紀80年代俄國的大多數青年並沒有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所吸引。他們無暇顧及“理論”：他們要求行動。他們不懂得通過耐心解釋來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於是便拿起武器，想通過個人鬥爭來摧毀沙皇主義。列寧的哥哥就是個恐怖主義者。托洛茨基在民粹主義團體中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列寧可能也以同樣的方式參與了其中。然而，民粹主義已經處於衰落的過程之中。到了19世紀90年代，原本瀰漫著英雄主義氣息的知識分子圈子，也已經變得充滿了蕭條、不滿和悲觀的氣氛。與此同時，勞工運動以19世紀9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罷工浪潮登上了歷史舞台。幾年之內，與“行動派”個人恐怖分子相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優越性就已經被經驗本身所證明，而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也有了驚人的增長。新的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小團體和討論小組開始，越來越受到工人的歡迎。年輕的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就是新一代革命活動家之一，他於1897年3月在尼古拉耶夫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發起了第一個非法工人組織，即南俄工人聯盟。列夫·達維多維奇在年僅19歲時第一次被捕，在監獄裡度過了兩年半，隨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但他很快就逃了出來，使用假護照成功離開了俄國，在倫敦加入了列寧的隊伍。歷史上有著眾多的諷刺之處，其中之一便是護照上的名字——托洛茨基，這個列夫·達維多維奇隨意選取的一名獄卒的名字，日後將會在全世界聞名。托洛茨基與《火星報》年輕的社會民主運動仍然分散，幾乎沒有任何組織。列寧與普列漢諾夫流亡中的“勞動解放社”一起，承擔起了組織和團結俄國國內眾多地方社會民主黨團體的任務。在普列漢諾夫的支持下，列寧創辦了一份新的報紙，即《火星報》（Iskra），在組織和團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趨勢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報紙的製作和發行，以及與俄國保持大量的通訊，這些工作都是由列寧和他不屈不撓的同伴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Nadyezhda Krupskaya)完成的。儘管障礙重重，他們還是設法把《火星報》秘密地運送進了俄國，並在那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快，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團結在了《火星報》周圍，而到了1903年，這已經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多數主流。1902年，托洛茨基出現在了列寧在倫敦的家門口，加入了《火星報》的工作團隊，與列寧密切合作。雖然這位剛從俄國來的年輕革命者並不知情，但編輯部內部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了。在一系列政治和組織問題上，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之間衝突不斷。事實是，“勞動解放社”的老活動家們由於長期流亡在外，他們的工作僅限於在俄國工運的邊緣地帶進行宣傳，已經受到了此環境內的嚴重影響。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他們的革命思想無疑是真誠的，但他們卻受到了流亡和知識分子小圈子中種種惡習的影響。有時，他們的工作方法不像是作為革命黨而以奪取政權為目標，而更像是作為一個討論俱樂部，或者私人的朋友圈子。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幫助下，列寧實際上完成了這項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對這些傾向進行了抗爭，但收效甚微。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上，讓工人階級“在自己家裡”確立好秩序。他對托洛茨基寄予厚望。托洛茨基憑藉其高超的寫作技巧，獲得了綽號“佩羅”（Pero）——“筆桿子”。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列寧回憶錄》的最早版本中，強調了列寧對這只“雛鷹”的高度評價。列寧為了打破與老編輯們之間的僵局，正在迫切地尋找一位有能力的、來自俄國的同志，將其增選進編輯部。剛從西伯利亞逃出來的托洛茨基一出現，便被列寧急切地抓住了，希望他能夠帶來改變。當時年僅22歲的托洛茨基已經以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身份揚名，因此其黨名便是“佩羅”（筆桿子）。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列寧回憶錄》的最早版本中，如實記述了列寧對托洛茨基的熱情態度。由於這幾句話在後續版本中被刪減了，我們在這裡對其進行完整引用：“無論是對這只'雛鷹'的熱情推薦，還是這第一次談話，都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這位新人格外注意。他們二人談了很多，還時常一起散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他訪問'南方工人'[即Yuzhny Rabochii，在《火星報》及其反對者之間立場搖擺不定]的情況向他提出了疑問。他對托洛茨基闡述立場的明確方式非常滿意。他喜歡托洛茨基能夠立即抓住分歧的實質，並透過層層善意的聲明，察覺到他們以大眾報紙為幌子來維護自己小團體的自治性的願望。“與此同時，俄國更加堅持地要求把托洛茨基送回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希望他留在國外，協助《火星報》的工作。”“普列漢諾夫立即開始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托洛茨基：他將他視作是《火星報》編輯部年輕一批（列寧、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的支持者，同時也是列寧的學生。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送到普列漢諾夫那裡時，他回答說：'我不喜歡你那個筆桿子的筆墨。''風格只是一個後天習得的問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復道，'但這個人是能夠學習的，也將是非常有用處的。'”1903年3月，列寧正式要求把托洛茨基列為編輯部的第七名成員。他在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中寫道：“我向編輯部全體成員提議，增選'佩羅'成為編輯部的正式成員。（我相信，做出增選決定所需要的不是多數，而是一致同意。）“我們迫切地需要第七名成員，因為這既可以簡化投票過程（因為六是一個偶數），也可以加強編輯部的力量。“'佩羅'這幾個月來每期都在寫文章。總的來說，他為《火星報》工作得活力十足，舉辦了講座（並收穫了巨大成功）等。對於我們的專題文章和項目部門來說，他不僅非常有用，而且是相當不可或缺的。他無疑是一個能力超群的人，有信念、有活力、有前途。而且他也可以在翻譯和通俗文學領域大有作為。“我們必須吸收年輕力量：這將鼓勵他們，促使他們把自己當作專業作家。而我們太缺少這樣的人了，這是有目共睹的——1）很難找到翻譯編輯；2）缺少評論內部情況的文章；3）缺少通俗文學。'佩羅'想要嘗試涉足的正是通俗文學領域。“可能的反對理由有：1）他很年輕；2）他（或許）會過早回到俄國；3）他的筆（不加引號）帶有小品文的痕跡，過於矯揉造作，等等。“對於1），我推薦'佩羅'並不是要他擔任獨立職務，而是為編輯部工作。他將在這裡獲得經驗。他無疑具有一個黨員、一個符合我們趨勢的人的'直覺'；至於知識和經驗，這些是可以習得的。他的勤奮同樣也是毋庸置疑的。將他增選進來是有必要的，以便最終吸引他、鼓勵他……”然而，普列漢諾夫猜想托洛茨基會支持列寧，從而讓自己置身於少數派的地位，便因此憤怒地否決了這個建議。“不久之後，”克魯普斯卡婭補充說，“托洛茨基去了巴黎，他在那裡開始取得進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列寧終生伴侶寫下的這些話顯得尤為令人矚目，因為它寫於1930年，正是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流亡土耳其、在蘇聯境內被全面封禁的時候。使克魯普斯卡婭至少在那時還能免於斯大林怒火的唯一原因，便是她是列寧的遺孀。後來，迫於難以忍受的壓力，她不得不低下頭來，被動地接受對歷史記錄的歪曲，儘管她自始至終都堅定地拒絕加入到美化斯大林的大合唱之中。在她的傳記中，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而事實上，這就是真實情況的反映。不幸的是，因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分裂，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這種早期合作戛然而止了。俄國社民工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著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第二次代表大會，人們寫了很多廢話，卻沒有一篇解釋了分裂的原因。每一個革命黨都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宣傳工作和乾部隊伍建設的階段。這個時期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習慣和思維方式，而這些在一段時間內將會成為黨轉變為群眾黨派道路上的阻礙。如果事實證明，黨無法在客觀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改變這些方法，那麼黨就會成為一個僵化的邊緣宗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火星報》隊伍內兩翼之間的鬥爭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包括直接參與在內的人。這是因為列寧與舊的“勞動解放社”的立場互不相容：列寧希望鞏固革命群眾政黨，提升其紀律性和效率，而小組成員則認為原本的常規很好，沒有必要做出任何改變。他們把列寧的立場歸結為個性問題，認為是希望出風頭，是“波拿巴主義傾向”、“極端集權主義”等等這一切問題。一般來說，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天生做不到把政治問題和個人問題區分開的，這是歷史的規律。因此，當列寧出於完全正當的理由，提議把阿克雪裡羅德（Axelrod）、扎蘇里奇（Zasulich）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從《火星報》編輯部中除名時，這些人就把這當作了對他們個人的侮辱，引起了掀起了一場爭辯。遺憾的是，這些“老”活動家們成功打動了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因為年輕，且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沒能了解情況，於是輕信了扎蘇里奇和阿克雪里羅德等人對列寧的指責。以馬爾托夫（Martov）為代表的所謂的“軟”傾向作為少數派出現，在大會後拒絕遵守會議的決定，拒絕參加中央委員會和編輯部的工作。由於少數派的反對，列寧在大會後尋找折衷辦法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普列漢諾夫在大會上曾支持列寧，但事實證明他並不能抵禦來自老同志和朋友們的壓力。最終，在1904年初，列寧發現他不得不組織起“多數派委員會”（布爾什維克），以便從大會的殘骸中挽回點什麼。黨內的分裂已然是既成事實了。起初，托洛茨基是支持反對列寧的少數派的。這導致有人錯誤地稱托洛茨基為“孟什維克”。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還沒有出現明確的政治傾向。直到一年後的1904年，兩種傾向之間才開始出現政治分歧，而這些分歧與“集權主義”或“非集權主義”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分歧是關於革命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的：是與自由派資產階級合作，還是堅持階級獨立。政治分歧一出現，托洛茨基就與孟什維克決裂了，且在1917年以前一直在形式上獨立於這兩個派別。1905年的托洛茨基日俄戰爭前夕，整個國家正處於革命前的發酵之中。一場罷工浪潮過後，學生示威遊行也隨之而來。這場發酵影響到了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以“Zemstvos”（即農村的地方委員會，被用作自由派的平台）為基礎，發起了一場宴會運動。問題出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由派的運動應該採取什麼立場？孟什維克贊成全面支持自由派。布爾什維克則從根本上反對以任何形式支持自由派，並且站出來強烈批評他們的報紙在工人階級的眼中揭露他們。托洛茨基的立場與布爾什維克相同，這使他與孟什維克決裂了。從那時起，直到1917年，托洛茨基都在組織上與這兩種傾向保持獨立，儘管在一切政治問題上，比起孟什維克來，他始終與布爾什維克更加接近。革命形勢迅速成熟。沙皇軍隊在軍事上的失敗，使得1905年1月9日在聖彼得堡示威遊行中爆發出來、但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的不滿情緒更加激烈。 1905年的革命就這樣開始了，而托洛茨基在這場革命中發揮了傑出的作用。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他與列寧、與布爾什維克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當時作為列寧得力助手之一的盧那察爾斯基（Lunacharsky）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必須說，在1905-06年的所有社會民主黨領袖中，托洛茨基表現得無疑是最有準備的，儘管他很年輕。和其他所有人相比，那種移民者的視野狹隘的痕跡在他身上是最淺的。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在廣泛的國家範圍內進行政治鬥爭的意義。他從革命中現身，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民望，而這是列寧和馬爾托夫都沒能有效獲得的。普列漢諾夫則因其表現出了類似立憲民主黨（即自由主義）的傾向，輸掉了很大一部分民心。托洛茨基便成為了最前列中的一員。”（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第61頁）本文並不想詳細分析1905年革命。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書籍之一便是托洛茨基的《1905》，這是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且因為是由那場革命中最傑出的領導人之一所寫的，它的價值格外突出。 （另見艾倫·伍茲最近出版的《布爾什維主義——通往革命之路》）托洛茨基依舊年僅26歲，卻當上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主席，該蘇維埃是被列寧稱為“革命力量的胚胎器官”中最重要的一處。蘇維埃的大部分宣言和決議都是托洛茨基的作品，他還編輯了蘇維埃的雜誌《消息報》（Izvestia）。在重大場合，他既代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也代表整個蘇維埃發言。在彼得堡，布爾什維克沒有認識到蘇維埃的重要性，在其中的表現度很弱。列寧在瑞典流亡期間，曾給布爾什維克雜誌《新生活報》（Novaya Zhizn）寫信，敦促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但這封信並沒有被印刷出來，直到三十四年後才重見天日。這種情況在俄國革命歷史上的每一個重要關頭都會重現；沒有列寧的指導，俄國國內黨的領袖在需要大膽創新的時候總是迷茫的、搖擺不定的。1905年，托洛茨基接管了《俄羅斯報》（Russkaya Gazeta）雜誌，並將其改編為了大眾化的革命報紙《開端報》（Nachalo），以發表他關於革命的觀點。這些觀點與布爾什維克的觀點相近，直接與孟什維主義相悖。儘管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尖銳的爭論，但布爾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工作自然會是不謀而合的。因此，托洛茨基的《開端報》和列寧主編的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團結協作，互相支持，共同抵禦反動的攻擊，而沒有對彼此發動論戰。這份布爾什維克雜誌是這樣迎接第一期《開端報》的：“《開端報》的第一期已經發行了。我們歡迎新同志加入鬥爭。第一期中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寫的關於十月罷工的精彩描述。”盧那察爾斯基回憶道，當有人把托洛茨基在蘇維埃的成功告訴列寧時，列寧的臉色陰暗了一刻。然後他說：“嗯，這是托洛茨基同志靠他不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贏來的。”在以後的歲月裡，列寧不止一次正面地評寫過托洛茨基1905年的《開端報》。作為著名的聖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托洛茨基在革命失敗後與其他蘇維埃成員一起被捕，又一次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在被告席上，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最終演化成了對沙皇政權的控訴。他最終被判處“永久驅逐出境”，但實際上只在西伯利亞待了八天就逃跑了。在1906年，他再一次流亡，這回是去了奧地利，在那裡繼續進行革命活動，還在維也納創辦了一份名為《真理報》的報紙。托洛茨基的《真理報》以其簡潔、有吸引力的風格，很快獲得了當時其他社會民主黨刊物無法企及的流行程度。革命失敗後的反動年代，可能是俄國工運史上最困難的時期。群眾在斗爭後筋疲力盡。知識分子士氣低落。當時普遍存在著一種洩氣、悲觀甚至絕望的情緒。自殺的案例很多。另一方面，在這種普遍的反動情況下，神秘思想和宗教思想如同烏雲一般瀰漫在知識界上空，通過一系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進行修改的嘗試，在工人運動中找到了回音。在這段艱難的歲月裡，列寧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原則，投入到了與修正主義不屈不撓的抗爭中去。但是，正是托洛茨基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使得俄國革命能夠從1905年的失敗中復活，並且走向勝利。不斷革命論1905年革命的經歷，使得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之間的分歧——即改良主義與革命、階級合作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分歧——鮮明地表現了出來。問題的關鍵是革命運動對於資產階級和所謂“自由派”政黨的態度。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於1904年與孟什維克決裂。同列寧一樣，托洛茨基對丹（Dan）、普列漢諾夫等人的階級合作主義嗤之以鼻，指出無產階級和農民是唯一能夠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力量。早在1905年以前，在討論階級聯盟問題時，托洛茨基就已經形成了不斷革命論的總體思路，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輝煌的貢獻之一。該理論包括哪些內容呢？孟什維克認為俄國革命將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因此工人階級不能企圖奪權，而必須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用這種機械性的思維方式，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思想進行了拙劣的模仿。孟什維克的“階段”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推遲到了遙遠的未來。在這期間，工人階級要做好“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也正是多年後會導致工人階級在1927年的中國、1936-39年的西班牙、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和1973年的智利失敗的改良主義理論。早在1948年，馬克思就指出，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無法發揮革命作用；出於對工人革命運動的恐懼，它寧願與封建主義做交易。正是在這時，馬克思本人首次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口號。在馬克思把資產階級“民主黨”描述為“比以前的自由派對工人的威脅大得多”之後，列寧解釋說，俄國資產階級絕不是工人的盟友，而必然會站在反革命的一邊。“群眾中的資產階級，”他在1905年寫道，“一旦其狹隘的、自私的利益得到了滿足，一旦其開始反感一貫的'民主'（而他們已經開始反感了！），就必然會轉向反革命、轉向專制，反對革命、反對人民。”（《列寧全集》第九卷，第98頁）在列寧看來，什麼階級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還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我們只能依靠無產階級將革命進行到底，因為其遠遠超出了民主革命的範圍。這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為了共和而戰斗在最前線，不屑一顧地拒絕有些人要他們考慮資產階級反撲的可能性這一愚蠢而不值當的建議。”（出處同上） 這些話是針對誰說的呢？托洛茨基和不斷革命？讓我們看看與列寧同時期的托洛茨基在寫什麼：“這導致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即，為全俄國的利益而鬥爭的任務已經落到了這個國家內唯一尚存的強大階級身上，也就是工業無產階級。出於這個原因，工業無產階級具有極大的政治重要性，也正是因此，將俄國從扼殺牠的專制主義的孵化器中解放出來的鬥爭，已經成為了專制主義和工業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場戰鬥。在這場戰鬥中，農民可以給予相當大的支持，但不能起到領導的作用。”（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198頁）還有一段：“在俄國，武裝革命首先意味著武裝工人。自由派知道這一點，也恐懼這一點，所以完全避免使用民兵。他們甚至不經鬥爭就把自己的地位拱手讓給了專制主義，正如資產階級的梯也爾把巴黎和法國拱手讓給了俾斯麥一樣，只是為了避免武裝工人。”（出處同上，第193頁）在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反對孟什維克把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作為工人政黨從屬於資產階級的幌子。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反對階級合作，他們解釋說，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聯合起來，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在沙皇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國家，工人怎麼可能奪取政權呢？托洛茨基對這個論點作瞭如下回答：“工人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托洛茨基寫道]比在一個先進國家更早地奪取政權是可能的……在我們看來，俄國革命將會創造條件，使權力能夠落到工人手中……在革命勝利的情況下，這是必然要發生的……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有機會充分展示他們的執政才能之前。”（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195頁）這是否像斯大林主義者後來所說的那樣，意味著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托洛茨基自己解釋說：“20世紀初的革命，其直接的客觀任務也是資產階級的，而其中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說至少是可能的。無產階級自身將會確保其統治不會像某些現實主義的庸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僅僅成為一個轉瞬即逝的'插曲'。但即使現在我們也可以問我們自己：無產階級專政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障礙下被擊碎，這是不可避免的嗎？或者說，在現有的世界歷史條件下，它能夠找到突破這些障礙的可能嗎？在這裡，我們面臨著戰術問題：當革命的發展使得這一階段越來越近時，我們是應該有意識地按比例建立起工人階級政府，還是必須在這時把政治權力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準備要推到工人身上的不幸，是我們最好要避免的？” （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199-200頁，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準備好了捍衛這樣的觀點，即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俄國會先於西歐取得勝利。列寧的立場仍不明確。總的來說，托洛茨基的立場與布爾什維克非常接近，列寧本人後來也承認這一點。但在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準備好了以如此明確、如此大膽的方式，提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12年後，歷史將證明他是正確的。黨的重新統一在革命上升期，運動的兩翼再次聯合了起來。但這聯合的形式多於實際。然而，隨著運動的新一輪停滯，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傾向再次出現，在普列漢諾夫的名言中反映了出來：“工人不應該拿起武器。”兩種傾向之間的分歧再一次尖銳地出現了。而托洛茨基則又一次發現，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布爾什維克非常相似。這一時期，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分歧並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托洛茨基的“調和主義”傾向。用一句不客氣的話說，托洛茨基是個“團結販子”。然而，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這樣想。托洛茨基在他的《開端報》雜誌上一貫主張重新統一，並試圖與派系鬥爭保持距離，但卻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之前因他在蘇維埃中的角色而被捕入獄。革命的進展極大地推動了俄國馬克思主義力量的重新統一。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工人在同樣的口號下並肩作戰；對立的黨委自發地合併了。革命把兩個派別的工人們推到了一起。在1905年的整個下半年，自下而上地有一個連續而自發的統一過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黨組織沒有等待上級的領導，就直接合併了。這一事實一方面表達了工人們渴望團結的天性，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孟什維克領袖們已經因為來自他們自己階層的壓力而被推向了左翼。最終，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包括列寧的建議下，出現了促成重新統一的實際行動。到了1905年12月，兩個領導層已經有效地重新統一了起來。這時便有了一個統一的中央委員會。1906年5月，統一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但此時革命浪潮已經在退潮，孟什維克的戰鬥精神和“左”的演說也隨之退去了。在始終如一的革命者和那些已經放棄群眾、遷就反動的人之間，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十二月莫斯科起義的失敗標誌著1905年革命尾聲的開始。十二月的事件也標誌著所謂“自由派”的態度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資產階級變成了聯合起來反對十二月“瘋狂”的男人（和女人）們。事實上，在沙皇不情願地承認了新憲法之後，自由派在十月就已經轉向了反動。但現在他們露出了真面目。當然，在歷史上，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現象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在1848年的革命中也發生了與此完全相同的事情。實際上，孟什維克代表的是向自由派資產階級投降，而自由派資產階級事實上已經公開向君主立憲主義妥協，向專制主義投降了。列寧與孟什維克分歧的本質正是在此：“我們黨內的右派不相信現階段，即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它畏懼這樣的勝利；它並沒有突出而確定地把這種勝利的口號擺在人民面前。它始終被本質上錯誤的思想所誤導，而那種思想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認為只有資產階級才能獨立地'製造'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說只有資產階級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並不清楚無產階級作為先鋒隊，在爭取資產階級革命徹底的、決定性的勝利中的作用。”（《列寧全集》第十卷，第377-8頁）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贊成組織上的統一，但一刻也沒有放棄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在戰術和觀點的基本問題上始終保持著堅定的立場。在實踐中，雖然黨在形式上是統一的，但它從一開始就分成了兩種對立的趨勢——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是改良主義還是革命，是階級合作還是獨立的無產階級政策。這些就是將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區分開來的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分歧在對待杜馬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上立即表現了出來。在這些根本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是一致的——正如列寧本人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1907年）上所指出的那樣。在關於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的辯論過程中，列寧評論說：“關於當前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經濟利益共同體，托洛茨基在書面上表達了[他對此觀點的讚同]。托洛茨基承認左翼集團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這些事實足夠使我承認，托洛茨基已經更加接近我們的觀點……[因此]在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我們在基本觀點上實現了團結。”（《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470頁，勞倫斯與威沙特1962年版）托洛茨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與列寧為了同樣的事情而奮鬥著。他以維也納為基地的報紙《真理報》（Pravda）享有很高的聲譽。一些布爾什維克領袖贊成利用《真理報》來實現布爾什維克和親黨派孟什維克之間的融合。在這次巴黎會議上，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諾維耶夫（Zinoviev），即當時列寧最親近的合作者，提議關停《無產者報》（Proletary），並提出應接受《真理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正式機關報。這一立場也得到了托姆斯基（Tomsky）等人的支持。這個建議實際上是在列寧的反對下通過的，相反，列寧提議設立一份布爾什維克的大眾報紙和理論月刊。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無產者報》依舊出刊，但每月不超過一期。同時，同意與托洛茨基進行談判，以期使維也納《真理報》成為黨中央的正式機關報。這件事表明了布爾什維克隊伍中調和主義傾向的強度，也讓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此時布爾什維克對托洛茨基的態度。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托洛茨基在這一時期的根本錯誤在於他的“調和主義”——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可能統一的思想。這就是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利用他的報紙，即風靡一時的維也納《真理報》，來達到這個目的，並且一度顯得就要成功了。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布爾什維克領袖都與他意見一致。在中央委員會上，布爾什維克的尼·阿·羅日科夫（NA Rozhkov）和維·帕·諾金（VP Nogin）擔任調停人，此外還有《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的成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列寧此時對“托洛茨基主義”（即調和主義）的激烈譴責是針對那些傾向於這種立場的布爾什維克的。可見1909年8月11日（24日）他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在這些以及這一時期的其他文字中，列寧談到托洛茨基時的言辭十分嚴厲。許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列寧在這一時期直到二月革命期間批評托洛茨基時之所以語氣尖銳，主要正是因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長期存在著這種傾向。實際上，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正是調和主義。這便是列寧此時對托洛茨基提出的不無道理的指控。列寧在這些批評中之所以言辭尖銳，是因為在“托洛茨基主義”的幌子下，他實際上是在攻擊自己派別領導層中的調和主義傾向。托洛茨基曾因為拒絕加入布爾什維克趨勢而激怒了列寧，儘管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政治分歧。他堅持認為，新的革命浪潮遲早會推動兩種傾向中的優秀分子聯合起來。由於堅持這種“調和主義”的立場，托洛茨基犯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錯誤，正如他自己後來所承認的那樣。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當時的情況並沒有如此清晰。列寧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試圖與孟什維克內部的某些層級達成和解。 1908年，他與普列漢諾夫達成了協議，而據盧那察爾斯基說，他還“夢想著與馬爾托夫結盟”。但經驗將會證明這是不可能的。這兩種傾向——革命派和改良派——正朝著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早晚有一天，徹底的決裂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在托洛茨基的倡議下，走向統一的行動產生了一場特別的全體會議，以趕走右翼清算派和極左的召回主義者，在布爾什維克和左派孟什維克之間建立統一。列寧對此表示反對。他反對那些事實上把自己置身黨外的分子參加全會。最終，列寧的懷疑被證明是有根據的。孟什維克的右傾已經走得太遠了。左派孟什維克（馬爾托夫）拒絕與右派決裂，而由於不可調和的分歧，統一的嘗試很快就破產了。托洛茨基後來誠實地承認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列寧得出了必要的結論，並在1912年——布爾什維克黨成立的真正日期——果斷地與孟什維克決裂了。1911年，一個新的鬥爭時期開始了，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剛剛覺醒的工人階級迅速向左翼靠攏。在這種情況下，與孟什維克的聯繫對黨的發展是一種阻礙。列寧決定與孟什維克決裂，組織起一個獨立的政黨，這是完全合理的。很快，布爾什維克就代表了工人階級的決定性多數：在1912-14年期間，在聖彼得堡有組織的工人中，有五分之四支持布爾什維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份布爾什維克日報的發行，其以《真理報》為名，進一步惡化了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但他所有的抗議都是徒勞的。對於大多數活躍工人來說，孟什維克已經因其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而聲名掃地了。托洛茨基再一次站了出來反對分裂，試圖努力實現統一，但並沒有成功。正是這個錯誤使他與列寧分道揚鑣。但這是一個無心之過，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心系運動的利益而犯下的錯誤。多年後，托洛茨基坦率地面對了他的錯誤。 1924年，托洛茨基給黨史局寫信道：“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樣，在我與布爾什維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上的分歧中，錯誤在我。為了用幾句話大致勾勒出我以前同布爾什維主義那些分歧的性質和程度，我會說：當我站在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候，當我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分歧達到頂峰的時候，我與列寧觀點之間的距離，也從來沒有像斯大林—布哈林現在的立場與馬列主義基礎之間的距離那樣遠。”因此，托洛茨基直截了當地、坦誠地揭露並揭示了自己的錯誤，並且指出，在調和主義的問題上，列寧一直是正確的。然而，更大的事態發展很快就會使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舊有分歧不再重要了。俄國的分裂只是兩年後國際上更嚴重的分裂的前兆。而在這個決定性的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又一次站到了同一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社會主義國際各黨派領導人決定支持“他們的”資產階級，這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最大的一次背叛。它的到來如同晴天霹靂，深刻地震撼了社會主義國際的隊伍，使其迷失了方向。第二國際領導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立場，標誌著第二國際事實上的崩潰。從1914年8月起，戰爭問題成了各國社會主義者註意力的焦點。在這個時候，極少有人能夠成功地保持自己的方向。俄國的列寧、德國的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愛爾蘭的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和蘇格蘭的約翰·麥克蘭（John Maclane），這些人都是例外。托洛茨基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明確的反對戰爭的革命立場，正如他在《戰爭與國際》一書中所表述的那樣。在1915年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所有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都聚集在了一起，托洛茨基被安排負責起草《宣言》。儘管與會代表們之間存在分歧，但《宣言》還是得到了全票通過。在巴黎，托洛茨基出版了一份捍衛革命國際主義原則的俄文雜誌《我們的話》（Nashe Slovo）。他們只有少數幾個合作者，更沒有錢，但他們卻以巨大的犧牲，成功地實現了這份雜誌的每日出版，這是一項獨一無二的成就，是俄國運動中的其他任何傾向，包括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都無法比擬的。在兩年半的時間裡，在審查員的監視下，《我們的話》如履薄冰地存在著，直到法國當局在俄國政府地壓力下關停了這份雜誌。當俄國艦隊在土倫發生兵變時，部分水兵被發現持有托洛茨基的文章，法國當局便以此為藉口將托洛茨基於1916年底驅逐出境。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短暫地待了一段時間，被關在西班牙的監獄裡，之後又被驅逐到了紐約，在那裡他與布哈林（Bukharin）和其他俄國革命者合作，出版了報紙《新世界》（Novy Mir）。當第一篇關於彼得格勒起義的混亂報導傳來時，他還在為這份報紙工作著。第二次俄國革命開始了。1917年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革命政治是一門科學。研究過去的革命，是我們為未來做準備的一種方法。理論不是可有可無的額外內容，而是行動的必要指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托洛茨基辯護稱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可能比在西歐更早實現時，沒有人把他當回事。直到1917年10月，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才體現出了其優越性。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正在瑞士，而托洛茨基在紐約。儘管他們距離革命和彼此很遠，但他們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托洛茨基在《新世界》裡的文章和列寧的《遠方來信》在有關革命的基礎問題上其實是完全相同的：在對待農民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上，在臨時政府的問題上，以及在世界革命的問題上。儘管斯大林主義者企圖通過描述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隔閡，以此來篡改真實情況，但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在革命本身的決定性時刻，“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完全是一回事。對於列寧來說，和對於托洛茨基一樣，1917年是決定性的轉折點，它使過去與托洛茨基之間的一切論戰都不再重要了。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在1917年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它們。在對俄國共產黨的最後叮囑（即著名的《列寧遺囑》，被斯大林主義者隱藏了幾十年之久）中，列寧警告說，托洛茨基非布爾什維克的過去不應該成為對他不利的因素。這是列寧對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及其與布爾什維克黨之間關係的遺言。除列寧外，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沒有弄清形勢，而是被事態搞暈了。在革命形勢下，黨，尤其是黨的領導層，總是會受到階級敵人、資產階級“輿論”，乃至工人群眾的偏見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這是一個歷史定律。在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抵抗這些壓力。沒有人提出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指出這是推動革命的唯一途徑。他們所有人都放棄了階級觀念，採取了庸俗的民主立場。斯大林讚成“批判地”支持臨時政府，以及與孟什維克融合。加米涅夫、里科夫（Rykov）、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也持有同樣的立場。只有當列寧趕到俄國，圍繞著他在《真理報》上署名發表的《四月提綱》進行了一場內部鬥爭之後，布爾什維克黨才改變了其立場。沒有人準備好了能認同這個立場。事情的真相是，他們還沒有理解列寧的方法，而是癡迷於1905年的口號。托洛茨基的“罪行”在於，他早在事情展開之前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一切。 1917年，不斷革命論被事實本身證明是正確的。從這一刻起，沒有什麼還能把托洛茨基和列寧在政治上分開了。過去的一切分歧都不復存在了。 1917年5月，當托洛茨基回到彼得格勒時，列寧和季諾維耶夫參加了由區聯派（Mezhrayontsy，區際委員會）組織的歡迎儀式。在這次會議上，托洛茨基宣布，他不再支持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統一。只有那些與社會愛國主義決裂的人，才應該在此時團結在新國際的旗幟下。事實上，從托洛茨基到達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言行上與布爾什維克保持著一致。布爾什維克的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在評論這一點時，回顧說：“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當時還不是我們黨的正式成員，但事實上，從他從美國來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斷地在黨內工作著。無論怎樣，在他在蘇維埃發表了第一次講話後，我們都立刻把他視作了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無產階級革命》，1923年，第71頁）關於過去的爭論，這位作家說道：“戰前時期的舊分歧的迴聲已經了然無存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戰術路線之間不存在任何分歧。這種融合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可以看到，而在托洛茨基返回俄國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徹底絕對地完成了。從他的第一次公開講話開始，所有我們這些老列寧主義者都覺得他就是我們自己人。” （出處同上，第150頁）如果說托洛茨基沒有立即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黨，這並不是出於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他曾在與列寧及其同事的討論中宣布願意立即加入），而是因為托洛茨基希望拉攏區聯派（“區際小組”）的組織，該組織由大約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和許多著名的左派人物組成，例如烏里茨基（Uritsky）、約夫（Joffe）、盧那察爾斯基、梁贊諾夫（Ryazanov）、沃洛達爾斯基（Volodarsky）等等，他們後來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對杜威委員會的證詞中所解釋的那樣：“我在和布爾什維克黨一起工作。在彼得格勒有一個團體，它在綱領上和布爾什維克黨一樣，但在組織上是獨立的。我徵求了列寧的意見，是讓我立即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好，還是讓我加入這個有著三四千名革命成員的優秀工人組織好。”（《列夫·托洛茨基案》，第21頁）6月初，在仍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主導召開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愛·哈·卡爾（EH Carr）在談到托洛茨基和區聯派時指出：“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是'聯合社會民主黨人'的十位代表之一，他們在整三週的代表大會期間，堅定地支持布爾什維克。”（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一卷，第89頁）為了加快區聯派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步伐，面對著部分領導層的反對，托洛茨基在《真理報》上寫下瞭如下聲明：“在我看來，目前[即七月]區聯派和布爾什維克組織在原則上和戰術上都不存在分歧。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讓這些組織分別獨立存在。”（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1917年5月，甚至在托洛茨基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之前，列寧就提議讓他擔任《真理報》的主編，並順便回顧了《俄羅斯報》（托洛茨基於1905年接手的報紙，後被改造為《開端報》）的一流質量。這一事實公佈於1923年的《紅色紀事》（Krasnaya Letopis）第三卷第14期上。儘管這個建議沒有被《真理報》編委會採納，但它準確表明了列寧此時對托洛茨基的態度。他非常急切地希望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加入布爾什維克，以至於他願意為他們提供黨內的領導職位，並且不對他們提出任何條件。當“區聯派”於布爾什維克黨融合後，他們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身份被追溯到了最初加入“區聯派”的時候，這也就是公開承認兩個團體之間並沒有過什麼重大區別。俄國革命後出版的對列寧著作的一項註釋寫道：“在戰爭問題上，區聯派採取了國際主義的立場，而在戰術上也接近布爾什維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448頁）七月流血事件後，主動權一度落到了反動勢力手裡。在最困難的日子裡，當黨被迫轉移到地下時，黨列寧和季諾維耶夫被迫離開俄國前往芬蘭時，當加米涅夫被捕入獄時，當布爾什維克被無恥地污衊為“德國特務”時，托洛茨基公開為他們辯護，並聲明自己的立場與他們一致。在這個困難而危險的時刻，托洛茨基給臨時政府寫了一封信，而因其對1917年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關係作出了重要說明，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這封信寫於1917年7月23日：“部長公民們：“我得到通知，因涉嫌7月16-17日（舊曆）事件，你們簽發了逮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幾位同志的命令，但卻沒有逮捕我的命令。因此，我認為必須提請你們注意以下事實：（1）我與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持有同樣的原則立場，我在《前進》（Vpered）雜誌上、在我的所有公開演講中都闡述了這個立場。（2）我對7月16-17日事件的態度，與上述同志的態度是一致的。 a）關於機槍團和其他團隊提議的發動，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和我都是在7月16日局裡[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初次得知的。而且我們為了阻止士兵出動，也立即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在這個意義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與布爾什維克有所聯絡，而我也與我本人所隸屬的“內聯”組織[即區聯派]的同志進行了聯繫。 b）在示威遊行還是舉行了的情況下，我與這幾位布爾什維克一樣，頻頻在塔夫利達宮前講話，表達自己完全支持示威者的基本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同時也堅持呼籲示威者以和平的、有組織的方式返回各自的部隊和軍營。 c）7月16-17日深夜，在於塔夫利達宮舉行的布爾什維克和行政區組織的會議上，我支持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議，即應採取一切措施，避免在7月17日再次舉行示威遊行。然而，在前往各區的鼓動者通知團隊和工廠已經決定發動，在消除政府危機前沒有任何阻止群眾的可能性後，會議的全體參加者才一致決定全力以赴地把示威活動引到和平示威的軌道上，請求群眾不要手持武器上街。 d）在我在塔夫利達宮度過的7月17日一整天中，我和在那裡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不止一次地對示威者講話，敦促他們走上這條道路。（3）我之所以沒有參加《真理報》工作，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克組織，不是因為政治分歧，而是因為我們黨過去的一些條件限制，而這在今天已經不再重要了。（4）有報紙試圖說我與布爾什維克'無關'，這和說我請求當局保護我免遭'群眾的私刑'，以及那家報社的數百個其他虛偽傳言一樣，都純屬虛構。“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你們所簽發的逮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沒有任何理由能把我排除在外。在你們心中毫無疑問，我與上述同志一樣，是你們絕不肯妥協的政敵。你們不逮捕我，只會凸顯你們在攻擊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後掩飾著的反革命的專橫。”（《不斷革命的年代》，第98-9頁，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在這整個時期，托洛茨基曾在幾十個場合表示贊成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於是，他又一次被關進了監獄。托洛茨基與十月革命本文遠遠不夠我們完整公道地記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期間的作用。今天，他的作用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可。但我們可以說的是，俄國革命的經驗表明，主觀因素（即領導層）和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是決定論的，但不是宿命論的。就舊俄國的民粹主義者和恐怖分子都是“唯意志論者”和空想主義者。他們想像著整個歷史都取決於個人、“偉人”和英雄的意志，獨立於客觀形勢和歷史規律。普列漢諾夫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進行了無情的鬥爭。話雖如此，有時在社會歷史上，當革命所需的一切客觀因素都已經發展起來了的時候，主觀因素，即領導層，便成為了決定性的因素。在這些時刻，整個歷史進程都取決於一小部分人，甚至是某一個人的活動。恩格斯解釋說，有的歷史時期二十年如一日，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無論多少活動都無法改變其情況。但他也指出，還有一些時期，使得二十年的歷史可以濃縮成幾週甚至是幾天。如果沒有一個擁有革命領導的革命黨能夠利用形勢，那麼這個時機可能就會被錯過，而下一個時機可能就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後才會出現。在1917年2月至10月這短短的九個月裡，階級、黨和領導問題的重要性清晰地顯現了出來。布爾什維克黨是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政黨。然而，儘管它有著充足的經驗和積累起來的領導力量，但是在決定性的時刻，彼得格勒的領導人卻動搖了，陷入了危機之中。說到底，革命的命運還是落到了兩個人的肩上：列寧和托洛茨基。如果沒有他們，十月革命就不可能發生。乍一看這句話，似乎與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理解相矛盾。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隨後的形勢下，如果沒有黨，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會完全無能為力。建立並完善黨這個工具，在工人階級中獲得權威，在群眾中、工廠裡、軍營里和工人階級地區都深深地紮下了根，這些事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一個孤立的人，無論他多麼偉大，都不可能取代這個工具的地位，而這個工具也永遠不是能被即興創造而成的。工人階級需要一個黨來改變社會。如果沒有革命政黨能夠有意識地領導階級的革命能量，那麼這種能量就會被浪費掉，就像如果沒有能夠利用其能量的機器的話，蒸汽也會被浪費掉一樣。另一方面，每個黨派都有其保守的一面。事實上，革命者有時可能是最保守的人。這種保守主義作為多年來例行公事的結果，是絕對必要的，但也會導致某些習慣和傳統，而如果領導層不對其加以克服的話，就會在革命形勢下造成剎車一般的影響。在決定性的時刻，當形勢要求黨的方向發生急劇變化，從例行公事轉向奪取權力時，舊的習慣就會與新形勢的需求相衝突。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層的作用便至關重要了。一個政黨，作為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鬥爭的機關，可以與軍隊相提並論。因此，黨也有它的將軍、中尉、下士和士兵。在革命中，就像在戰爭中一樣，時機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無疑也會改正他們的錯誤。但代價會是什麼呢？革命不可能登上幾年的時間來讓黨改正錯誤，而動搖和拖延的代價就是失敗。這一點在1923年的德國得到了清晰的說明。要理解托洛茨基在1917年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只要讀一讀當時的任何一份報紙，或者讀一讀當代的任何回憶錄或歷史，不論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就足夠了。比如下面這段話，寫於布爾什維克上台後僅僅十二個月：“所有與組織起義相關的實際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說，黨需要首要地感謝托洛茨基同志，因為他讓守軍迅速地走到了蘇維埃這一邊，並有效地組織起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上面這段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際寫的。後來，這位斯大林又會寫道：“托洛茨基同志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十月的起義中，都沒有發揮什麼特殊的作用，而且作為一個在十月還對我們黨比較陌生的人，他也不可能發揮什麼特殊作用。”（《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3年版）再到後來，不僅托洛茨基，列寧的所有總參謀都被指控為了希特勒的特工，一心想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在十月革命後七十四年的那次事件中，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言的那樣，是斯大林的繼承人對蘇聯和革命的所有成果進行了清算。事實上，即使是斯大林早期的評價，也不夠說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發揮的作用之大。因為在九月至十月的關鍵時期，列寧大部分時間還在躲藏之中，所以為起義做好政治和組織準備的重擔就主要落到了托洛茨基的肩上。大多數列寧以前的追隨者——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斯大林——不是反對奪取政權，就是至少立場模糊搖擺不定。就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而言，他們對十月起義的反對甚至到了在非黨報刊上公佈起義計劃的地步。哪怕是最粗略地讀一讀列寧與中央委員會之間的通信，我們就足夠看出他要想克服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阻力，需要做出怎樣的鬥爭。他一度甚至威脅說要辭職，並越過中央委員會向黨內的各層級發出呼籲。在這場鬥爭中，托洛茨基和區聯派堅決支持列寧的革命路線。關於俄國革命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約翰·里德（John Reed）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寧在其導言中，稱這本書是“最真實、最生動的展示”，建議將其重印“幾百萬冊，並翻譯成所有語言”。然而，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約翰·里德的書從蘇維埃和外國共產黨的出版物中消失了。其原因並不難看出。瞧一眼目錄頁我們就會發現，作者共提到列寧63次，托洛茨基53次，加米涅夫8次，季諾維耶夫7次，而布哈林和斯大林則只有2次。這或多或少地準確反映了事情的真實情況。黨內鬥爭一直持續到了十月及以後。調解者的主要論點是布爾什維克絕不能單獨奪取政權，而是必須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結成聯盟。但這個政策就相當於把權力還給資產階級，就像1918年11月以後在德國發生的那樣。約翰·里德描述了這種激烈的爭論，其中所謂的老布爾什維克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反复地發生衝突：“代表大會將在一點鐘開始，會議廳裡早已坐滿了人，但直到七點還沒有看到主席團的影子……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都在自己的房間裡開會。整整一個下午，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在為了反對妥協而鬥爭。相當一部分佈爾什維克贊成讓步，直到要建立起一個全社會主義的聯合政府。'我們堅持不住的！'他們喊道，'對我們不利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沒有人手。我們會被孤立，而整個事情就會垮掉。'加米涅夫、里亞扎諾夫等人也這樣說。“但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起，像岩石一樣堅定。'讓那些妥協者接受我們的方案，然後他們就可以進來了！我們一寸也不會讓步的。如果有的同志沒有勇氣和意志敢於做我們敢做的事，就讓他們和其餘的懦夫、妥協者們一起離開吧！在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下，我們將繼續前進。'”（《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68-9頁）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就是這麼團結，而他們在人民心目中也是完全等同的，以至於布爾什維克黨經常被稱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黨。在1917年11月14日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上，列寧談到了黨的領導層中調和主義傾向的危險性，這種傾向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構成了威脅。在11月14日，即勝利起義後11天，中央委員會的三名成員（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諾金）為抗議黨的政策而辭職，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建立起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否則，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過政治恐怖的手段，維持一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在聲明的最後，他們以“全體蘇維埃政黨的政府萬歲！”的口號為基礎，呼籲工人們“立即和解”。隊伍中的這場危機似乎有可能摧毀十月取得的全部成果。為了應對危險的局面，列寧主張驅逐主要的不法分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列寧發表了結尾如下的演講：“不要妥協！要一個同質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在列寧演講的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至於聯合，我沒法嚴肅地討論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早就說過，聯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了這一點，而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列寧去世後，執政集團，即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開始了系統性的篡改運動，旨在貶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並抬高他們自己的地位。為此，他們不得不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說，在托洛茨基和列寧及“列寧主義者”（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立場之間打上隔離的楔子。平庸的歷史學家們從積累起來的舊論戰的垃圾堆裡鑽來鑽去，而那些垃圾早已被參加論戰的人們遺忘了：遺忘，是因為當時提出的所有問題都已經被十月的經驗解決了，因此除了抽象的歷史意義之外，這些東西沒有任何其他意義。但是，篡改者們面臨的最嚴重的障礙之一便是十月革命本身。這個障礙是通過逐步從歷史書上刪去托洛茨基的名字，通過重寫歷史，最終通過徹底壓制一切，甚至是最無害的對托洛茨基作用的提及，來最終得以被移除的。托洛茨基與紅軍革命之前，列寧和托洛茨基對軍事戰術都不甚了解。在革命形勢極度危險的時候托洛茨基被要求控制軍事事務。舊的沙皇軍隊已經崩潰了，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而代之。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已經遭到了21支帝國主義干涉軍的入侵。這個蘇維埃國家一度淪為了舊莫斯科大公國（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周邊地區）的領土。然而局勢得到了扭轉，這個工人國家得以生存了下來。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在創建紅軍方面不屈不撓的工作。1918年9月，用托洛茨基的話說，當蘇維埃的力量達到最低谷時，政府通過了一項特別法令，宣布社會主義祖國正處於危險之中。在這個艱難的時期，托洛茨基被派往決定性的東部戰線，而那裡的軍事形勢正是災難性的。辛比爾斯克和喀山已經先後落入了白軍手中。托洛茨基的裝甲列車最遠只能開到喀山郊區的辛比爾斯克。敵軍在人數和組織上都佔有優勢。一些白軍連隊完全由軍官組成，事實也證明他們遠勝於訓練不足、紀律渙散的紅軍。恐慌在部隊中蔓延，他們正在勝利的反革命面前混亂地撤退。 “就連土地也好像被恐慌所感染了，”托洛茨基後來在自傳中這樣回憶道。 “新生的紅軍支隊以旺盛的情緒到達，但立即就被撤退的慣性所吞沒了。當地農民中開始流傳著蘇維埃注定要失敗的言論。牧師和商人們抬起了頭。村莊里的革命分子都躲了起來。一切都在崩潰，沒有什麼可以抓住的東西。形勢看起來毫無希望。”這就是托洛茨基及其反叛者們到達時的情況。然而一周後，托洛茨基就從喀山凱旋，取得了革命中第一次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在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一次演講中，他這樣描述前線的情況，以呼籲志願者參加紅軍：“此時畫面仍能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是喀山前最悲壯、最慘烈的一個夜晚，稚嫩的新鮮力量在恐慌中撤退。那是在八月，在前半個月裡，我們遭受到了挫折。一支共產黨人的隊伍到來了：他們有五十多人，我想應該是五十六個人。其中有些人在那天之前從未拿過步槍。有四十多歲的男人，但大部分都是十八、十九、二十歲的孩子。我還記得有這樣一個面容光滑的十八歲的彼得格勒共產黨員，在晚上出現在總部，手中拿著步槍，告訴我們一個團如何拋棄了自己的營地，而他們如何已經佔據了其位置，然後他說：'我們是公社社員。'在這五十人的分隊中，回來的有十二個人，但是，同志們，他們創建了一支軍隊，就是這些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們，他們以五六十人的分隊前往廢棄的陣地，而回來的只有十二個人。他們和大多數工人階級的英雄一樣，無名地犧牲了。我們的問題和職責，就是努力在工人階級的記憶中重新樹立起他們的名字。許多人在那裡犧牲了，他們的名字已經不為人所知，但他們為我們造就了紅軍，那支保衛蘇維埃俄國、保衛工人階級的戰果的軍隊，那個堡壘，那個我們蘇維埃俄國現在所代表的國際革命的堡壘。從那時起，同志們，正如你們所知道的那樣，我們在東部戰線的處境獲得了極大的改善，而那裡的危險是最大的，因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軍從辛比爾斯克和喀山前進，一邊向下諾夫哥羅德進發，一邊又向沃洛格達、雅羅斯拉夫爾和阿爾漢格爾行進，與英法遠征軍會合，以此來威脅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主要力量被引向了東部戰線，而這些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戰果。”（《列夫·托洛茨基論說集》，第126頁）在喀山、辛比爾斯克、赫瓦倫斯克和伏爾加地區的其他城市解放後，托洛茨基被賦予了在這片遼闊國土上協調和指揮多條戰線戰事的任務。他精力充沛地重新組織了革命的武裝力量，甚至撰寫了紅軍誓詞，每個士兵在其中都宣誓效忠於世界革命。但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取得了大量舊沙皇軍隊士官的合作。如果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找到必要的軍事幹部來為不同戰線上不止十五支軍隊來提供人手。當然，其中有些人被證明是叛徒。還有些人則是不情願地或出於常規地服役。但是，出乎意料地，相當多的人被說服到了革命一邊，並忠誠地為革命服務。有些人，比如圖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一個軍事天才——成為了堅定的共產黨人。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斯大林謀殺了。就連列寧都對托洛茨基在這些舊軍官上的成功程度感到意外。當列寧在內戰期間詢問托洛茨基，是不是最好把受政委控制的舊沙皇軍官換成其他共產主義者時，托洛茨基回答道：“可你知道我們現在軍隊裡有多少那樣的人嗎？”“不知道。”“大概的數字也不知道？”“不知道。”“不少於三萬。”“什麼？”“不少於三萬人。每有一個叛徒，就有一百個可靠的人；每有一個逃兵，就有兩三個為國捐軀的人。我們怎麼把他們全部換掉？”幾天后，列寧就建設社會主義聯邦的問題發表講話。他是這樣說的：“當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訴我，在我們的軍事部門裡，軍官的人數有數万人時，我就具體地理解了什麼是合理利用敵人的秘訣……理解了怎樣利用被匯集起來與我們對立的資本，建設共產主義。”（《我的生平》，第464-5頁）托洛茨基的成就甚至得到了革命的敵人的認可，包括德國軍官和外交官。馬克思·鮑爾（Max Bauer）稱讚托洛茨基是“一個天生的軍事組織者和領導者”，並補充道：“他如何在嚴酷的戰鬥中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一支新軍，然後組織並訓練他的軍隊，這絕對是拿破崙式的。”霍夫曼將軍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使是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人們也會驚訝於新招募的紅軍竟然能在白軍將領的軍隊依然強大的時候，將它們的兵力粉碎並完全消滅。”（引自愛·哈·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第三卷，第326頁）儘管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Dimitri Volkogonov）對布爾什維主義抱有敵意，但他還是不得不對托洛茨基在內戰中的作用表示敬意：“他無處不在，”沃爾科戈諾夫寫道，“他的列車從一條戰線開到另一條戰線；他努力為部隊爭取物資，而且他親自參與調動前線軍委的行為也帶來了積極的成果。此外，軍隊首長們還將他看作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人'，看作是主要的政治和國家官員，一個具有極大個人威嚴的人。因此，他在戰略領域起到的作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托洛茨基——永恆的革命者》，第140頁）關於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和內戰中的作用，讓我們把最後的發言權交給盧那察爾斯基，即日後成為蘇維埃第一任教育和文化委員的老布爾什維克：“如果認為俄國革命第二偉大的領袖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他的同僚[即列寧]，”他寫道，“這是錯誤的：例如，在某些方面，托洛茨基無可爭議地超過了他— —他更聰明、更清晰、更積極。列寧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適合擔任人民委員會上的主席，用他的天才領導世界革命，但他永遠也無法應付託洛茨基肩負的重大使命，那種從一處到另一處的閃電般的行動，那些驚天動地的演說，那些臨場命令的號角，也無法像他那樣一瞬不停地對孱弱的軍隊加以刺激，這一刻在這裡，而下一刻又到了那裡。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取代托洛茨基。”“每當一場真正偉大的革命發生時，一個偉大的民族總會找到合適的人來扮演其中每一個角色，而我們革命之所以偉大的標誌之一，就是共產黨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了，或者從其他黨派那裡借來了足夠的傑出人物，並把他們納入了自己的組織當中，而每個人都無可替代地能夠勝任各自所需擔任的政治角色。“而強中之強的，完全與自己的角色融為一體的兩個人，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阿·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第68-9頁）托洛茨基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這是第一次——如果排除掉巴黎公社的短暫經歷的話——被壓迫的群眾開始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並自己承擔起重建社會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歷史上所有其他革命都完全不同，因為主觀因素第一次成了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對此的解釋，可以從不同的生產關係中找到。在資本主義下，市場的力量以不受控制的方式運作，沒有任何計劃或國家干預。社會主義革命結束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社會的這一部分加以控制和計劃。於是，在革命之後，主觀因素，即階級的良知，同樣也是決定性的因素。用恩格斯的話說，社會主義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但是，群眾的意識不是脫離物質生活條件、脫離文化水平、脫離工作日……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這不是沒有根據的。當孟什維克抗議十月革命，認為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時，他們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客觀條件在世界範圍內確實存在。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國際主義不是一個感性的問題。列寧上百次重複說，俄國革命要么蔓延到其他國家，要么就會被粉碎掉。事實上，俄國革命後，許多國家（德國、匈牙利、意大利、法國……）都出現了革命浪潮和革命前的形勢，但由於沒有革命群眾黨的存在，他們被打敗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被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背叛了。由於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背叛，俄國革命被孤立在了一個落後的國家，那裡群眾的生存條件十分惡劣。僅僅在一年內，就有600萬人死於飢餓。當內戰結束時，工人階級已經筋疲力盡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所反應。所取得的成果並不符合群眾的期望。重要的一批相對覺醒、相對激進的工人在內戰中犧牲了。其他人則忙於管理工業和國家的事務，逐漸脫離了階級的其餘成員。在群眾日漸疲憊、灰心、迷茫的氛圍中，國家機器漸漸地開始將自己抬升到了工人階級之上。工人階級的每一步倒退，都進一步鼓勵了官僚和野心家們。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一個滿足於自身地位、不贊成世界革命的“烏托邦”思想的官僚階層。這些分子熱衷於1923年首次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解釋說，思想不會從天而降。如果一種思想被提出並且得到了群眾的支持，那麼這種思想必然會反映階級或社會階層的利益。現在，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試圖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說成是一場關於理論問題的“辯論”，其中由於不明原因，斯大林贏了，而托洛茨基輸了。然而，歷史的決定因素不是思想之間的鬥爭，而是階級利益和物質力量之間的鬥爭。斯大林的勝利並不是因為他在思想上的優勢（事實上，在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斯大林在理論問題上是最平庸的），而是因為他所捍衛的思想體現了正在形成的新官僚主義階層的利益和特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則是十月的思想和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面對著官僚、小資產階級、富農……所發起的進攻，工人階級正在被迫退縮。斯大林的思想和行動也不是事先制定和計劃好的。在早期階段，他並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裡，事實上，如果他在1923年就知道了自己所領導的進程會把他帶向何方，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會走上這樣的進程。列寧意識到了危險，並試圖對官僚主義的危險發出警告。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向黨提出了對國家機器官僚化的尖銳控訴：“如果我們想想莫斯科，”他說，“以及那裡的4700名擔任職務的共產黨員，如果我們再想想那個龐大無比的官僚主義機器，我們不得不產生疑問：是誰在指揮誰？我非常懷疑能否如實地說，是共產黨員在指揮那一坨東西。說實話，他們不是在指揮，而是在被指揮著。”（《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88頁，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為了開展從國家和黨的機構中清除官僚和野心家的工作，列寧發起成立了工農檢察院（RABKRIN），由斯大林負責。列寧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組織者來確保這項工作得以徹底實行；斯大林作為黨的組織者，其履歷看起來似乎使他有資格出任此職。在短短幾年內，斯大林在黨內擔任過許多組織性的職務：工農檢察院的負責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組織局以及秘書處的成員。但他狹隘的組織觀念和個人野心使得斯大林在很短的時間內，佔據此職位時不是作為官僚主義的敵人，而是成了黨內領導層官僚主義的首席代言人。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批評了工農檢察院的工作，因為它從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工具，反而變成了官僚主義的溫床。起初，列寧反對托洛茨基，為工農檢察院辯護。他的病情使他無法意識到國家和黨內在他背後所發生的事情。斯大林的地位使他能夠挑選人員出任國家和黨內的領導職位，並利用這個職權悄悄地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群盟友和唯命是從的跟班，這群政治上無足輕重的人感激他的提拔。在他的手中，工農檢察院成了他樹立自己的地位、消滅政治對手的工具。直到列寧發現斯大林處理與格魯吉亞關係的真相時，他才意識到了這種可怕的情況。在列寧和政治局不知情的情況下，斯大林和他的爪牙——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一起在格魯吉亞發動了一場政變。格魯吉亞布爾什維主義最優秀的干部被肅清，黨的領導人拒絕與列寧接觸，而列寧卻被斯大林灌輸了一連串的謊言。當他終於知道真相時，列寧大發雷霆。 1922年底，他在病床上向速記員口述了一系列便條，關於“臭名昭著的自治化問題，似乎也就是被官方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問題”。列寧的便條是對斯大林及其集團的官僚主義和沙文主義傲慢的嚴厲控訴。但列寧並沒有把這一事件當作偶然現象，而是當作蘇聯官僚機構腐朽的、反動的民族主義的表現。列寧關於國家機器的話值得我們完整引用。“有人說，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機器。這種確信是從哪裡來的呢？難道它不是來自同樣的俄國機器，也就是我再日記的前面一節裡所指出的那樣，是我們從沙皇主義那裡接管來，並稍稍施以蘇聯潤滑油的機器嗎？“毫無疑問，應該推遲這項舉措，直到能保證我們的機器是我們自己的。但是現在，我們必須拍著良心承認事實與此相反；我們稱這個國家機器是我們的，但實際上它對我們來說仍然相當陌生；它是個資產階級和沙皇主義的燙手山芋，而在過去五年中，由於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忙於'軍事行動和與飢荒作鬥爭，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我們是不可能擺脫它的。“自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據以為自己辯護的'脫離聯盟的自由'不過是一張廢紙，無法保護非俄國人免受那個真正的俄國人，那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的攻擊，他在實質上是一個流氓、暴君，正如典型的俄國官僚那樣。毫無疑問，蘇維埃和蘇維埃化的工人中的極小部分將會被淹沒在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烏合之眾中，就像牛奶中的蒼蠅一樣。”（《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05頁，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格魯吉亞事件之後，列寧傾其所有，全力以赴，爭取解除斯大林在1922年斯維爾德洛夫死後所擔任的黨總書記職務。然而，列寧此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擔心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領導層的公開分裂可能會導致黨按階級的劃分產生分裂。於是，他試圖把鬥爭限制在領導層以內，沒有公開相關筆記和其他材料。列寧秘密地寫信給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擔起他們反對斯大林的事業。由於他無法親自追究此事，列寧便寫信給托洛茨基，要求他承擔起在中央委員會裡對格魯吉亞人的保障。在他病情末期，為了抗擊官僚化進程，他甚至要求托洛茨基與他組成一個集團，以在黨的二十一大上與斯大林作鬥爭。但列寧還沒來得及實施他的計劃就去世了。他在《致大會的一封信》中稱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最能幹的成員，並要求罷免斯大林的黨總書記職務，但這封信遭到了領導集團的壓制，幾十年都沒有被發表。“一國社會主義”即使有列寧的參與，這個過程也不可能發展出不同的結果。其原因不在於個人，而在於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到來，造成了一個落後挨餓的國家在客觀上出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列寧逝世後，最初由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和斯大林組成的領導團體（“三駕馬車”）對列寧的建議置若罔聞，轉而開始了反對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而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對列寧和十月革命思想的否定。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反映了崛起的特權官員的壓力，這些人在革命中表現出色，希望結束那個充滿著風暴、緊張和工人民主的時期。小資產階級對十月的反映，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中，尤其是在“一國社會主義”這個反列寧主義的理論中，得到了相應體現。如果有成功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緊隨著這樣的革命而來，那麼俄國身為一個落後國家這件事也就不會成為問題。那正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目標。國際主義不是什麼感性的姿態，而是植根於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國際特徵之中。用托洛茨基的話說：“社會主義就是組織起有計劃的、和諧的社會主義生產，以滿足人類的需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還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它的法律前提。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不能抽像地脫離生產力的問題，而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生產力在本質上就是世界性的。”（《俄國革命史》，第1237頁）十月革命被認為是世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開始。“一國社會主義”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由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闡述而生，與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所宣揚的一切都背道而馳。怎麼可能在僅僅一個國家建立全國的社會主義呢，更何況還是像俄國這樣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直到1924年前，這樣的想法從來沒有進入過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腦袋，包括斯大林。 1924年4月，斯大林還能在他《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中寫道：“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足夠了——我們自己的革命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為了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為了組織起社會主義生產，一個國家的努力，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農民國家的努力，是不夠的——為此，我們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者的努力。”然而，在幾個月內，這些話就被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反的思想。 “在鞏固了自己的力量、領導了覺醒的農民之後，勝利國的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第39頁。北京，1975年）這樣的闡述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寫過的一切都背道而馳，在列寧在世的時候會是不可想像的。這表明了官僚主義對十月的背離已經嚴重到了何種地步。這在統治集團三人中間產生了危機。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對事態的這一轉折感到震驚，他們與斯大林決裂，並與托洛茨基結成了聯盟，成立了聯合左翼反對派。 1926年，在反對派的一次會議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痛心疾首地評論道：“如果弗拉基米爾在這裡，他會被關進監獄的。”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群眾的情緒，他們同情反對派，但由於長年的戰爭和革命，已經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了。新的統治階層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革命的孤立是斯大林和官僚主義崛起的主要原因，但這同時也導致了國際革命新的失敗：保加利亞和德國（1923年）；英國總罷工的失敗（1926年）；中國（1927年）；以及最可怕的一次失敗，即德國（1933年）。國際革命的每一次失敗，都加深了工人階級的灰心喪氣，並進一步鼓勵了官僚主義者和野心家。 1927年中國的可怕失敗可以直接歸咎於斯大林和布哈林，而在此之後，對反對派的驅逐就開始了。甚至在此前，反對派的支持者就受到了系統性的迫害，他們被從崗位上解僱，被排斥，有時甚至被逼自殺。斯大林主義者的惡行完全違背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民主傳統。這些惡行包括利用流氓來驅散會議、在官方媒體上散佈惡毒的謊言和誹謗、迫害托洛茨基的朋友和支持者，使得許多出色的布爾什維克因此去世，例如格拉茲曼（因勒索而被逼自盡）和著名的蘇聯外交官約夫，後者被剝奪了必要的醫療途徑，最終自殺。在黨的會議上，斯大林政治機器組織起了一群類法西斯暴徒，對反對派發言人實施系統性的流氓行為，以此恐嚇他們。法國共產主義報紙《反潮流報》在20年代報導了斯大林主義者進行“全國范圍內的黨內討論”的方式：“俄國黨內的官僚們在全國各地都組建了吹哨團伙。每當屬於反對派的黨內工作人員要發言時，他們就就在大廳周圍部署下名副其實的一圈手持警哨的人。反對派發言人一開口，哨聲就響起來了。這樣的噪音會一直持續到反對派發言人把發言權讓給另一個人為止。”（《俄國的真實情況》，第14頁腳註）鑑於革命在可怕的落後條件下處於孤立狀態，而且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已然筋疲力盡，斯大林官僚主義的勝利是必然的。這並不是斯大林的聰明才智或遠見卓識的結果。恰恰相反，斯大林什麼也沒有預見，什麼也沒有理解，而只是憑經驗行事，正如他不斷的朝令夕改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斯大林和他的盟友布哈林把路線拐向了右邊，企圖以“強農”（即富農）為其基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堅持不懈地對這種政策的危險性發出警告。他們主張採取工業化、五年計劃和以身作則進行集體化的政策。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斯大林對這一提議表示了鄙視。他甚至把反對派的電氣化計劃（第聶伯河計劃）比作是“給農民提供留聲機而不提供牛”。反對派的警告被證明是正確的。富農的危險在一場糧食罷工和大破壞中體現了出來，其威脅有可能推翻蘇維埃政權，讓資本主義反革命成為了當時的風氣。在慌亂的反應中，斯大林被迫與布哈林決裂，開始了極左的冒險。在輕蔑地拒絕了托洛茨基關於利用五年計劃來發展蘇聯經濟的提議後，他突然在1927年來了個180度空翻，開始鼓吹瘋狂的“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以及通過強制集體化來“清算富農階級”。這一突然的轉變迷惑了許多反對派，讓他們以為斯大林采納了反對派的政策。但斯大林的政策只是對反對派政策的拙劣仿效。它排除了任何回歸列寧主義蘇維埃民主常規的可能性，導致了官僚集團統治階級地位的鞏固。從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開始，一個又一個的前反對派成員向斯大林投降，希望以此被接納回黨內。這只是一個幻象。他們對自己信仰的放棄只是為新的要求和新的投降鋪平了道路，最後以莫斯科審判的屈辱而告終。在那裡，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和其他老布爾什維克承認自己犯下了最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即使這樣的舉動也沒能拯救他們。在用污穢蒙住頭之後，他們走向了自己在斯大林劊子手之下的死亡。托洛茨基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儘管他並不幻想自己能贏得這場鬥爭，因為他在那樣的勢力對比中處於絕對劣勢。但他是在為了給新一代留下一面旗幟、一個綱領和一個傳統而鬥爭。正如他在自傳中解釋的那樣：“反對派的領導集團在面對這一結局時，眼睛是大睜著的。我們再清楚不過地認識到，要想讓我們的思想成為新一代的共同財富，不能通過手腕或逃避，而是要通過進行公開的鬥爭，不迴避任何實際後果。我們前去迎接了不可避免的潰敗，然而我們深信，我們是在為我們的思想在更遙遠的未來取得勝利而鋪平道路。”（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1頁）國際左翼反對派1927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了土耳其。斯大林還沒有充分鞏固自己的地位，還不能直接殺掉他。 1927年至1933年，托洛茨基在流放地[先是內部流放，後來又被驅逐出了蘇聯]把精力投入到了組織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工作中，目的是重建蘇聯和共產國際。斯大林在蘇聯的極左轉向通過所謂“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在國際領域表現了出來。這本應要在世界範圍內迎來資本主義“最後的危機”。根據莫斯科的指示，第三國際宣布除共產黨以外的所有政黨都是法西斯主義的。這首先適用於那些被稱作“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社會民主黨派。這種瘋狂的做法在德國產生了尤其災難性的後果，直接導致了希特勒的勝利。1929年至1933年那場災難性的世界經濟低潮對德國的影響最為嚴重。失業率飆升至了800萬。大批的中產階級被摧毀了。但他們在1918年和1923年就已經分別對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失望了，這些絕望的德國中產階級此時開始向希特勒的納粹黨尋求出路。在1930年9月的選舉中，納粹獲得了近650萬張選票。托洛茨基從他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堅持向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發出警告。他要求德國共產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統一戰線，以阻止希特勒。這一信息在《共產國際的轉變和德國的形勢》等一系列文章和文件中得到了有力的闡述。這是在呼籲恢復列寧的統一戰線政策。然而，人們對這一呼籲充耳不聞。雖然德國工運是西方世界最強大的運動，但它在關鍵時刻卻因其領導人的政策而陷入了癱瘓。特別是斯大林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在納粹的威脅面前。對分裂工人運動起到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們甚至提出了“在學校的操場上打倒小謝德曼們！”的口號——不可思議地煽動共產黨人的孩子去打倒社會民主黨人的孩子。這種瘋狂在所謂的“紅色公投”中達到了頂峰。當希特勒在1931年組織了以此旨在推翻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公投時，在莫斯科的命令下，共產黨指示其追隨者們支持納粹。直到1932年，英國的斯大林主義報紙《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還寫道：“托洛茨基站出來維護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點至關重要。在像現在這樣的時刻，沒有比這更具有顛覆性、更反革命的階級領導了。”1933年，德國共產黨約有600萬名支持者，而社會民主黨約有800萬。它們的民兵合計約有100萬成員——比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赤衛隊人數要多得多。然而，希特勒依然可以吹噓說“我連一扇窗戶都沒有打碎就上台了”。這是對工人階級的背叛，堪比1914年8月的那次。一夜之間，德國無產階級的強大組織變成了一片廢墟。全世界的工人——尤其是蘇聯的工人——為這次背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托洛茨基原本希望如此規模的失敗將能夠起到動搖共產國際根基的作用，並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展開一場辯論，從而使共產黨重獲新生，為反對派洗清罪名。然而，事情並沒有像這樣發展下去。第三國際及其政黨被斯大林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於沒有產生任何辯論，沒有任何自我批評——只是重申著同樣的名譽掃地的政策。德國共產黨的路線（也就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斯大林的路線）被莊嚴地確立為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第二年，當法國“火十字團”（Croix de Feu）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其他團體企圖推翻“激進達拉第”的政府時，斯大林主義者們居然指示其成員與這群法西斯主義者一起示威，反對“激進的法西斯”達拉第（Deladier）。一個不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黨和國際是注定要失敗的。德國工人階級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政策而遭到的可怕的失敗，以及隨後共產國際各黨派在內部問題上自我批評和討論的缺失，使得托洛茨基確信，第三國際已經無可挽回地墮落了。早些年間，官僚主義還沒有奠定自己的統治階層地位，而現在，它已經明顯不再是一個可以通過批評和討論來糾正的歷史性偏差了，而是代表著一次勝利的反革命，摧毀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的一切要素。因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一個新國際——第四國際——的口號。莫斯科審判新形勢最清晰的表現就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審判”，托洛茨基將其描述為“一場針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單方面內戰”。 1936年至1938年間，還活在蘇聯的從列寧時代起的所有中央委員會會員都被暗殺了。 “16人審判”（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7人審判”（拉達列夫、皮亞塔可夫、索科爾尼科夫等）； “軍官秘密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等）；“21人審判”（布哈林、里科夫、拉科夫斯基等）。列寧的老同志們被指控犯下了最可怕的反革命罪行。他們通常會被指控為希特勒的特工（就像在法國熱月反動時期，雅各賓派被指控為英國特工那樣）。官僚集團的目的很簡單：徹底摧毀所有可能成為群眾不滿情緒的集結點的人。他們甚至逮捕和殺害了成千上萬完全忠於斯大林的人，而他們唯一的罪行就是與十月革命的經歷有直接聯繫。任何一個被捕者的朋友、鄰居、父親或兒子都是危險的。在集中營裡可以找到整整齊齊的一家人，包括孩子。亞克（Yakir）將軍於1938年被暗殺。他的兒子和母親在集中營裡度過了14年。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主要被告並沒有出席審判。在被歐洲各國剝奪了庇護權後，列夫·托洛茨基正在墨西哥組織一場反對莫斯科審判的國際抗議運動。為什麼斯大林官僚集團如此害怕一個人？十月革命建立了一個工人民主政權，給予了工人們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篡位的官僚機構只能通過破壞工人民主，以及建立一個集權主義的畸形政權來實現統治。無論是在政治、藝術、科學還是文學方面，它都不能容忍哪怕一丁點的言論和批評自由。從表面上看，斯大林的政權與希特勒、弗朗哥或墨索里尼的政權是相似的。但它們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蘇聯的新統治階層是以十月革命建立起的新的財產關係為基礎的。因此，它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為了維護其自身的權力和特權，這個寄生階層不得不同時維護國有計劃經濟的新形勢，而這種新形勢則體現著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成果。那些摧毀了十月的政治成果、消滅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特權官僚，不得不維持“共產黨”、“蘇維埃”之類的假象。他們還不得不發展生產力，以國有計劃經濟為自身的基礎。因此，他們發展了工業，發揮了相對進步的作用，儘管其代價比以往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還要高出十倍。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出於感性原因才捍衛民主的。正如托洛茨基解釋的那樣，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全能的官僚機構那種令人窒息的控制，與計劃經濟的發展是不相容的。官僚體系的存在，必然會在各個層面上產生各種腐敗、管理不善和欺詐行為。這就是為什麼一個與資產階級相對的官僚機構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學、音樂、藝術或哲學上，都無法容忍任何獨立批評或思考。托洛茨基之所以是對官僚機構的威脅，就是因為他仍然是布爾什維主義真正的民主和國際主義傳統的見證者和提醒者。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在其經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分析了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一新現象，並解釋說，為了使蘇聯重獲新生，必須進行新的革命，即政治革命。與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或階層一樣，俄國的官僚機構是不會自動“消失”的。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警告說，執政的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蘇聯的生存構成了致命的威脅。他驚人地預言道，除非工人階級能把官僚機構除掉，否則這個官僚機構就將會以資本主義反革命收場。經過大約五十年的延遲，托洛茨基的預言現在已經得到了證實。斯大林主義官員的子孫不滿足於他們從國有計劃經濟的掠奪中獲得的臃腫特權，如今正努力地把自己變成俄國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從而使十月的土地陷入充滿野蠻和崩潰的新的黑暗時代——這也是托洛茨基曾經警告過的。斯大林和他所代表的特權階層永遠不會原諒托洛茨基揭露他們為篡位者和十月的掘墓人。托洛茨基及其合作者的工作對於官僚機構來說是一個致命的危險，而官僚機構則以大規模的暗殺、迫害和誹謗運動作為回應。在現代史的年冊中，沒有任何類似的事能與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斯大林及其殘忍的殺人機器手中所受的迫害相提並論。要想找到與之相當的例子，就必須回到早期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或者西班牙宗教法庭臭名昭著的工作那裡。托洛茨基在蘇聯的支持者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斯大林的劊子手噤聲了。同志、朋友和家人都被送進了斯大林的古拉格，這台地獄般的絞肉機裡面。即使在這些地獄裡面，托洛茨基派也依然堅定。他們獨自維持著自己的組織和紀律。他們盡力關注國際事務，組織會議和馬克思主義討論小組，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他們甚至組織了示威和絕食，例如持續了136天的1936年伯朝拉集中營的絕食運動。 “絕食者抗議把他們從以前的驅逐地轉移過來，以及不經公開審判就對他們進行處罰。他們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時，所有的囚犯都吃同樣的食物（不論他們是否完成了生產規範），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開，把殘疾人、婦女和老人從近極地區轉移到氣候更加溫和的地區。絕食的決定是在一次公開會議上作出的。生病的、年老的囚犯被從中豁免；'但後者斷然拒絕被豁免'。幾乎每一個軍營裡都有非托洛茨基主義者響應了這次號召，但只有'在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棚屋裡，絕食才是徹底的' 。“管理部門害怕行動會蔓延，於是就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轉移到了離集中營25英里遠的一些半荒廢的棚屋裡。在總共1000名絕食者中，有幾個人死亡，而只有兩個人投降了；但這兩個人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1937年3月，根據莫斯科的指令，集中營管理部門在各方面都作出了讓步；絕食也就結束了。”（艾·多伊徹《流亡的先知》，第416頁）但囚犯們的勝利是短暫的。葉若夫（Yezhov）的恐怖很快就達到了狂熱的新高度。囚犯們本已微薄的食物份額被減少到每天只有400克麵包，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把普通囚犯武裝了起來，煽動他們去毆打反對派。隨意槍殺的數量增加了。斯大林決定採取“最終解決方案”。 1938年3月底，托洛茨基主義者以25人一組，被從沃爾庫塔集中營趕入了冰凍的荒原之中——直到他們死亡。槍擊持續了幾個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屠夫們做了他們的工作，謀殺了男人、女人和12歲也上的兒童，無一倖免。一個目擊者講述了一名反對派的妻子是如何拄著拐杖走到行刑地點的。 “在整個四月和五月的一部分日子裡，”目擊者講道，“處決一直在進行。每天或每兩天，就會有三四十個人被叫出來……擴音器裡廣播著公報：'因反革命煽動、破壞、劫掠、拒絕工作以及企圖逃跑，以下人員已被處決……'一次，有一大群人被帶了出來，大約一百多人，大多數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走的時候唱著《國際歌》；棚屋裡有幾百個聲音加入了他們的歌聲。”（出處同上，第418頁）一個人對抗全世界對於這位十月革命的領袖來說，地球上沒有避難所和安全的休息場所。一扇又一扇的大門被牢牢地關上了。那些自稱民主國家、自認為強於布爾什維克“獨裁者”的國家，其表現出的容忍度並不比其他國家更高。英國早先曾為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本人提供庇護，如今卻在工黨政府的領導下拒絕他入境。法國和挪威的表現實質上也沒有什麼不同，它們對托洛茨基的行程和活動施加了極多的限制，以至於“避難所”也變得與監禁無異了。最終，托洛茨基和他忠實的伴侶娜塔莉婭·謝多娃（Natalia Sedova）在墨西哥進步資產階級總統拉扎羅·卡德納斯（Lazar Cardenas）的政府下，在墨西哥找到了庇護。即使在墨西哥，托洛茨基也並不安全。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手臂很長。通過發聲反對克里姆林宮集團，托洛茨基依舊是對斯大林的致命威脅，而證據表明斯大林命令每天早上都把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放在他的桌子上。他對這位對手進行了可怕的報復。早在20世紀20年代，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就曾警告過托洛茨基：“你以為斯大林會回應你的想法，但斯大林會對准你的腦袋下手！”在他被暗殺之前的幾年中，托洛茨基目睹了他其中一個兒子被暗殺，而另一個兒子則失踪了；他女兒自殺了，他在蘇聯內外的朋友和合作者被屠殺，十月革命的政治成果被破壞殆盡。托洛茨基的女兒齊娜伊達（Zinaida）因斯大林的迫害而自殺。在女兒自殺之後，他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雅（Alexandra Sokolovskaya），這位在斯大林集中營中喪生的非凡女性，給托洛茨基寫了一封絕望的信：“我們的孩子沒指望了。我不再相信生活了。我不再相信他們會長大。我時刻都在期待著新災難的發生。”她在結尾處說：“我寫這封信並把它寄出去，這對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請原諒我對你的殘忍，但你應該知道我們的親人的一切情況。”（引自多伊徹，出處同前，第198頁）托洛茨基的長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在國際左翼反對派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938年2月，他在巴黎的一家診所進行術後康復時被殺害。他的兩位歐洲秘書，魯道夫·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和埃爾溫·沃爾夫（Erwin Wolff），也同樣遇害了。伊尼亞斯·雷斯（Ignace Reiss），一位公開與斯大林決裂並宣布支持托洛茨基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官員，則是斯大林殺人機器的又一位受害者，在瑞士被政治保衛局的一名特工槍殺。最令人痛苦的打擊來自對托洛茨基的小兒子謝爾蓋（Sergei）的逮捕。謝爾蓋留在了俄國，認為他因為在政治上並不活躍，所以會很安全。希望是徒勞的！由於無法對他父親進行報復，斯大林采用了最精妙的酷刑——通過子女來對父母施加壓力。沒人能夠想像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謝多娃此時遭受著怎樣的折磨。直到最近幾年，人們才發現托洛茨基甚至考慮過自殺，試圖以此來拯救自己的兒子。但他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是救不了謝爾蓋的，而且還會讓斯大林如願以償。托洛茨基沒有想錯。謝爾蓋已經死了，似乎是在1938年被秘密槍殺的，因為他堅決拒絕告發他的父親。一個接一個地，托洛茨基以往的合作者們成為了斯大林恐怖的犧牲品。那些拒絕招供的人遭到了肉體上的毀滅。然而，即使投降也沒能挽救那些屈服者的生命。他們還是被處決了。蘇聯內部堅持得最久的反對派領袖是偉大的巴爾幹馬克思主義者和老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當托洛茨基聽到拉科夫斯基投降的消息時，他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拉科夫斯基事實上是我與老一輩革命家之間最後的聯繫了。他投降之後，就沒有其他人還在了。儘管在我被驅逐出境時，由於審查的原因，我與拉科夫斯基的通信中止了，但拉科夫斯基的形象仍然是我與老戰友之間象徵性的紐帶。現在誰也不剩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一直無法滿足自己與別人交流思想、討論問題的需要。我只能與報紙進行對話，或者說通過報紙與事實和觀點進行對話。“而我依然認為，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雖然極不充分、極不完整，但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更重要，也比內戰時期或其他任何時期都更重要。“為了清楚起見，我想這樣說。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依然會發生——只要列寧在場指揮的話。如果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那麼就不會有十月革命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會阻止十月革命的發生——我對此沒有絲毫懷疑！如果列寧不在彼得堡，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克服來自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阻力。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在1917年5月就開始了，而革命的結果也會無法確定。但我重申，只要有列寧在，十月革命就無論如何都會取得勝利。內戰大體上也是這樣，儘管在內戰的第一階段，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和喀山陷落的時候，列寧曾經動搖過，也曾被懷疑所困擾過。但這無疑只是一時的情緒而已，除了我以外，他可能對任何人都沒有承認過。“因此，我不能說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在1917年至1921年間也是如此。但現在，我的工作是完全意義上'必不可少'的。這種說法一點也不狂妄。兩個共產國際的崩潰所提出的問題，是共產國際的任何領導人都無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把這個問題拋給了我，並使我獲得了處理這個問題的寶貴經驗。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領導人頭上完成用革命方法武裝新一代人的任務。而且，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說屠格涅夫）的意見，即一個人身上能有的最大的毛病就是超過55歲！我至少還需要五年左右的不間斷工作，才能保證革命的繼承。”（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記》，第53-4頁）然而，托洛茨基的願望並沒能實現。經過各種嘗試，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終於在1940年8月20日成功結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儘管如此，直到最後，托洛茨基仍然絕對堅持著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遺囑體現了對人類社會主義未來的強烈樂觀主義。但他真正的遺囑就蘊含在他的著作和其他文字當中，這些依舊是新一代革命者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如今，“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依舊糾纏著資產階級、改良派和斯大林主義領導人，這足以證明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思想的頑強生命力。因為，從根本上說，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含義。尤其是在俄國——十月的故鄉——托洛茨基主義的現實意義依舊保持著它的強勁力量。托洛茨基早就警告過，斯大林官僚主義，這枚工人國家身上的毒瘤，最終會毀掉十月的一切成果。 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曾預言：“官僚專制現在的倒台如果不被新的社會主義政權所取代，那麼它就意味著資本主義關係的回歸，以及工業和文化的災難性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51頁）如今，這個預言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最近五六年的情況足夠證實這一點了。昨天還發誓效忠於列寧和社會主義的那些所謂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今天卻在進行著令人作嘔的爭奪，通過系統地掠奪蘇聯的財產來充實自己。與這種可怕的背叛相比，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1914年8月的舉動看起來只像是兒戲一樣了。然而，儘管有弗朗西斯·福山的預言，但歷史並沒有結束。俄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了它在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生產力方面的絕對無能。俄羅斯過去十年的歷史，是一段生產力和文化空前崩潰的歷史。只是因為缺少一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領導，這個明顯腐朽反動的政權才沒有被推翻。俄羅斯聯邦共產黨（CPRF）的前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始終打擊著工人階級。他們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毫無共同之處。列寧非常喜歡一句俄羅斯諺語：“生活育人。”只要俄國的勞動人民能認識到資本主義所意味著的僵局（而他們每天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他們就會看到回歸舊傳統的必要性。他們將在行動中重新發掘出1905年和1917年的遺產。他們會重新拾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以及那位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和殉道者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綱領。在經歷了幾十年最可怕的鎮壓之後，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依舊鮮活而有生命力——那是十月的真正思想，誹謗和殺手的子彈都無法將其摧毀。用列寧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是萬能的——因為它是正確的。”倫敦，2000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