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A 「托洛茨基與他的理念」原文

蒙迪·約翰斯通

列夫·托洛茨基（1878-1940）在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是一名重要卻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在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扮演的領導新角色僅次於列寧。而大大小小的托派組織如今仍然爭相聲稱自己承襲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傳統。

1917年之前

托洛茨基出生於一個猶太富農家庭，在十九世紀末年輕時加入了俄國南部的工人運動。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他，由於參與革命活動而遭遇了長年的牢獄之災和流放。他不僅是這個世紀內最顯著的演說家和作家，更領導了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於彼得格勒成立的工人代表議會蘇維埃來對抗沙皇暴政。在革命被鎮壓後，他在1906年被判終身流放至西伯利亞，而後戲劇性地逃亡海外。在1907年和1914年期間，他與他家人長住維也納，並成為一份俄國海外自由派報紙的記者，並同時編輯自己開辦的俄國社會主義地下刊物非法性的在俄國境內發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之際，他認為整個戰爭是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衝突而加以反對，並與列寧於1915年一同參與奇美爾瓦爾德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者大會，雖然兩人都相當不認同彼此的策略立場。戰爭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後遷址瑞士和法國。在被法國政府驅逐後他於1917年初抵達美國。

(a) 托洛茨基、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將托洛茨基視為列寧的忠實戰友，以及在列寧死後列寧主義的真正代言人時，我們有必要曉得他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只合作了不過六年之譜（1917-1923）。托洛茨基傳記作者艾薩克·多依徹雖然對托氏相當同情，但仍然相當公允地指出:「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卻是在反對列寧的派別鬥爭中度過的他對列寧進行了猛烈的人身攻擊稱列寧是「一個馬虎的律師」、「是羅伯斯庇爾的一張令人反感的漫畫」、「居心叵測、道德上令人厭惡的」、「俄國落後的利用者」、「敗壞俄國工人階級道德的」等等。和他的這些誣蔑相比列寧的答復不但顯得頗有分寸，甚至很溫和。」[1]

托洛茨基的這些攻擊是基於他反對列寧試圖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第二次黨大會上分裂成支持這個建黨策略的布爾什維克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上的多數，以及訴求較為松散組織架構的孟什維克少數派時，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並加入了他們所成立的五人影子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回報會議經過時指出：「列寧被權力欲所驅使，把‘戒嚴狀態’和他的‘鐵拳’強加給黨」[2]。他於1904年脫離了孟什維克，但是仍持續地投稿於孟派報紙，並不時在海外代表他們，盡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處於兩黨之外。托式在1937年回憶自己的生平時，巧妙地把孟、布分裂從1903年移至1904年，從而讓他自己看起來從來沒有加入過孟什維克，並加諸他的路線「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與列寧一致」[3]。然而在這段期間，他從來沒有放棄以孟什維克的觀點來看待布爾什維克黨，並在1904年題獻給他「敬愛的老師」孟什維克領袖阿克雪裡羅德的《我們的政治任務》一書中將對列寧的抨擊發展到極致，被多依徹譽為「在以往所有社會民主黨人寫的抨擊列寧的文章中，這是最刺耳的一篇。」[4]（而托洛茨基在1920年出版他文集的時候，卻沒有加入這本。）

列寧在1902年出版的《怎麼辦》一書中解釋了勞動階級自己僅能夠發展出「工團意識」，也就是了解到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為自己經濟利益來抗爭的必要。社會主義意識則必須要從外部帶進勞動階級，而熟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們則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1904年發行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中，列寧則強調了黨內工人們必須將自己在職場內獲得的紀律性帶給較難培養紀律的知識分子們[5]。托洛茨基完全扭曲了列寧所闡述的工人與知識份子在俄國工人政黨內的互補關系，並嗤之以鼻地寫道：「根據列寧的新哲學…無產者們只需要經過「廠房學院」後，就可以教導領導他們的黨的知識分子們如何遵循政治紀律…而根據列寧的呼喊，俄國工人們明天就必須嚴正斥責「無政府派個人主義」…這些可恥而難以下咽煽動言辭，另讀者不得不震怒。那些昨天被你形容為自發性「工團主義」的工人們，今天卻必須要教導政治紀律。教導誰呢？教導那些昨天還必須要從勞動階級以外灌輸政治意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們。的確，不可能有誰比列寧更犬儒性地面對無產階級最好的思想傳統。」[6]

列寧清楚地指出他訴求一個民主性以黨大會為最高權力的政黨，並認為「在不造成混亂和分裂的前提下，黨內不同色彩思想之間的鬥爭是無可避免且必要的。[7]」而托洛茨基則以虛張聲勢的修辭和花言巧語來替代對於他對手立場的沈著評量，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他寫道列寧的作法將「導致黨的組織機構「替代」全體黨員，中央委員會將替代黨的組織，而一名「獨裁者」將會替代中央委員會。[8]」托洛茨基進而將「居心叵測」、「疑神疑鬼」、「剛愎自用」等罪名加諸於列寧，將他形容為「我們黨內反動派的領導。[9]」但是這也是托式日後感念以「對於其對手表示耐心和忠誠為他領導方式最重要特色[10]」的同一位列寧。

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幾年內，托洛茨基扮演著「調和派」的角色，試圖掩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不同。而後者內部一大部分此時主張解散地下革命黨，並以一個合法的改良主義工黨取代之。列寧於1910年12月寫道：「托洛茨基謹代表他個人的動搖不定，如此而已。」在追蹤了托式年復一年的各種立場轉變後，列寧繼續道：「托洛茨基今天從這一派的思想裡剽竊一點，明天又從那一派的思想裡剽竊一點，因此就宣布自己比兩派都高明。[11]」在此前一年，列寧也抨擊他「這種媒人觀點」是為他調和主義的「全部思想基礎。[12]」、「他只要看見有什麼意見分歧發生，就馬上‘鑽空子’，從一方投奔另一方。[13]」當布爾什維克於1912年與孟什維克分裂並成立獨立政黨時，托洛茨基則與孟什維克，包括「取消派」以及各式各樣的反布爾什維克海外俄國人，成立了時日不長的「八月政團」回敬之。他的動機，源自於恣意反對能夠集結大部分俄國境內社會主義者們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列寧這位大師級的、專業級的利用俄國勞運的落後性來系統性散發的這些迂腐言辭，宛如一場荒謬的夢魘。」托洛茨基在1913年寄給孟什維克領導齊赫澤的信中說道。「列寧已經將報社《真理報》轉變成他自己宗派詭計和破壞性傾向的工具…總之，現在整個列寧主義都是建立在謊言和錯誤的基礎上，這也是他們敗壞的種子…這個壞疽遲早會在列寧派之中爆發。」他並且支持「摧毀與組織工人成立政黨的目標毫不相容，卻滋長在派系分裂糞土上的列寧主義的基礎[14]」這項策略。這封信是在十月革命後從沙皇秘警檔案中發現的。當黨史委員會會長奧爾明斯基詢問托洛茨基是否發表這封信時，托洛茨基回答此舉「時機不對」，並如家長一般的斷言：「當今的讀者們不會了解，不會用適當的歷史觀點去看待這封信，只會更被迷惑。[15]」這個動機與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順譴責的斯大林派掩蓋竄改歷史文件背後的用意，並無兩樣。

對於托洛茨基人生這段時期，多依徹評論道：「在1907至1914年之間的幾年，卻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獨沒有政治成就的一章…托洛茨基也沒有任何實際的革命成就可歸功於他自己。而在這幾年中，列寧在他的追隨者們的協助下鍛造了他的黨，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後來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長了才干，使他們在1917年能在黨內發揮領導作用。[16]」如我們所見，托洛茨基事實上在這段時期投身於阻撓黨的創建和發展。而他日後也認識到沒有這個黨，俄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但那時，特別在組織方面，我還不曾清除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性。」托洛茨基在晚年承認「我患了對孟什維克主義的妥協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寧的集中主義的毛病。[17]」社會主義工人聯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18]）並不願意對此多加解釋。雖然平常他們千方百計地挖掘其他人的政治過去，但是當當事人是托洛茨基的時候，他們就興趣缺缺。「為什麼要對這些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00年代的過節斤斤計較？」他們常質問共產黨員們。「在黨組織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時已經認錯，而承認列寧是對的，並且從那天起駁斥任何引用他早年關於黨組織的寫作來攻擊列寧主義的人。[19]」

然而事實上，雖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革命中扮演著出眾的角色，我們在托洛茨基這十四年的人生裡（在24歲到37歲這個重要的年紀）看到他完全無法在非革命時期為建立一個稠密組織的任務奉獻，無法融入並准備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這樣的表現將會在革命風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他在1930年代試圖建立第四國際的這場慘劇中，又一次顯露了他自身無法成立一個穩固的組織，並在場邊怒斥能夠做到這點的人，正如列寧在托洛茨基八月聯盟崩潰時做出的評論[20]。托洛茨基早期對於列寧所做出的人身攻擊被他的傳記作者如此總結：「他當時表示出來的特點，在他一生裡都未能完全擺脫：他不能把人與觀點分開。[21]」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和他們的刊物《通訊報》也承襲了這些特點。如果我們忽略托洛茨基在對於布爾什維克早期14年間所做的鬥爭，或由於托洛茨基聲稱[22]列寧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間（而托式黨齡不到四個月時），在認識到無法與孟什維克聯合的情況下所說的一句「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23]」而宣告全案完結，是不符史實的。

(b)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告訴我們：「我們不能重提這些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老爭議，卻不提起列寧在1917年四月時對於俄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上站到了托洛茨基的一方。[24]」托派思想家厄內斯特·曼德爾（Ernst Mandel）在一篇為托洛茨基辯解的文章中寫道：「沒有人會否認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反對了列寧組織理論的精神。但是我們也必須公平地指出：列寧在1917年前也同樣否定必需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作為日後俄國革命戰略目標的必要。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寧組織革命前鋒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歷史結合。[25]」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主義不可或缺的「不斷革命論」做出評量，我們必須首先檢視舊制沙皇俄國。

沙皇俄國以一個落後、殘酷、半封建的姿態進入了二十世紀。其人口絕大多數是貧農，但也有集中於部分工業中心內少數，卻戰鬥力十足的工人階級，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目睹的德國相似。當時他們在撰寫《共產黨宣言》中提到，在地共產黨人當下的工作是支持日後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抗專制王權和封建地主階級。這也會為工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直接抗爭開路[26]。在他們於1850年三月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致詞內，他們預見了未來革命戲碼將會有兩個部曲：第一是工人應該要支持並推進的資產階級革命，給中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們得到政權。第二則是能帶給工人們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並在世界所有重要國家內向社會主義前進，」他們寫道「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27]」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以以上對於「不斷革命」的認識來加諸在當時俄國的具體情況上，觀察到俄國人民所面對的工作「並不是發動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發動一場民主革命的任務。[28]」列寧在1905年出版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中寫道：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29]」它「至多只能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徹底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徵不僅從農村生活中，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鏟除。」同時提高工人們的生活水平，並在歐洲激發革命[30]。不同於孟什維克派的看法，這起革命的領導任務不能交給搖擺不定，且常向沙皇妥協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31]並與農民群眾結為同盟。畢竟，它當時仍然占人口中的少數。列寧繼續寫道：「它只有和半無產者、半有產者群眾即和城鄉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聯合起來，才能成為絕大多數。」列寧反駁了俄裔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帕爾烏斯認為如果工人階級領導革命，那就必須要建立工人政權的說法，繼續道：「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社會基礎的這種構成，當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構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參加這個政府，或者甚至在這個政府中占優勢。[32]」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前的目標，是推翻沙皇專制，並建立這樣如他們所謂的工農民主專政政府。在專制政權轉為共和制度，後工人階級才該為「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會主義[33]」而鬥爭，亦即革命劇碼的第二節。「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並且正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34]」列寧寫道。

對於馬克思和列寧所提倡的「不斷革命」概念，托洛茨基從1905年開始就以他自己提出擁有同樣吸引人名稱的理論對立。而他自己也承認，這個理論是「主要由帕爾烏斯作出的判斷和預測。[35]」托洛茨基「荒唐的‘左’的‘不斷革命論’[36]」將在沙皇俄國內發動的革命目標列為直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聲稱，如此可以一次完成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需經過中間的工農民主專政階段。然而他在1906年的《總結與前瞻》中寫道：「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俄國工人階級如果孤立無援的話就必然會在農民背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所擊潰。[37]」雖然托洛茨基將農民視為有潛力提供工人階級支援，而當後者掌權時也可以作為前者的解放者[38]。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這也包括了農民的資產。因此他們，將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39]」在此，我們看到了托式不斷革命論的兩大方面：第一，「落後國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對立於列寧所提倡的通往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要經過民主制。第二，認為工人政權如果持續被孤立，那它就必然會臣服於內在和外在不斷增長的矛盾[40]。

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對比，在托式於1915年發表的《為政權而鬥爭》中鮮明地顯現出來。「由於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俄國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時代也像民族戰爭的時代一樣已經過去了，至少對歐洲是如此。「 他繼續道，在他們經歷的帝國主義年代，「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同現存制度對立起來，而是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在貶低了農民之間階級分歧的影響後，他預測：「如果無產階級不從君主制度手中奪取政權，那就誰也奪不了。」而這起革命「一定會使政權落到領導鬥爭的階級手上即落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手上。」[41]

  對此，列寧反駁托洛茨基在觀察即將到來的革命內階級之間的關系這項「革命黨的主要工作」上犯了錯誤。基於農民群眾之間的階級意識增長和政治覺醒，列寧申論道：「托洛茨基行動上是在幫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們認識到「否定」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另一方面，工人們則正在「為吸引‘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參加使資產階級俄國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鬥爭。」在那之後方能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42]。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無產階級，並沒有如托洛茨基所料對抗資產階級國家，而是以一起由工人和農民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來推翻沙皇政權，誠如列寧的預測。政權並沒有傳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分散在代表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工人和士兵代表議會，其中大部分的士兵是農民，以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而前者自願地臣服於後者。在1917年四月，也就是社會主義工人聯盟聲稱列寧「轉移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時列寧寫道：「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和主張總的說來已得到歷史充分的證實，但是具體實現的結果與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43]」同月底，他也對他總結為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主義」主張表示反對[44]。

在皇權被推翻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而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45]」後，列寧動員了布爾什維克黨來進行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將政權交給無產者和貧農手中，並將俄國抽離出帝國主義戰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了這些任務。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之間，由布爾什維克所代表的工人和左翼社會革命黨所代表的貧農之間的聯合政府得以執政。

然而托洛茨基反駁傳統的列寧主義策略，是由於「黨和階級所理解的民主專政是這樣一種制度：它將毫不留情地摧毀君主制的舊國家機器，並且徹底地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倫斯基時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絲毫沒有出現過此種跡像。[46]」 土地問題，也就是被托洛茨基譽為「構成資產階級革命基礎」的問題，並無法在資產階級政權下得到解決。他申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完成農村民主革命之後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這一場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決條件。[47]」也因此他的「不斷革命論」得以被證實了，證明完畢。

托洛茨基表面上看似可行的申論問題在於，在這裡和其他問題上，他過度膨脹了（雖然它們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次要因素，到了完全掩蓋問題核心的地步。另一方面，列寧則不多綴飾，卻向來都能掌握問題的症結。他在1917年4月寫道：「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志。就這一點來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48]」 這仍然是列寧立場的重點，盡管這場革命缺乏了過去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內通常看得到的一些特徵[49]。因此，推翻了沙皇的二月革命帶來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並將俄國轉變為「目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50]」卻也無法將土地交給農民。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仍然需要由無產者領導的十月革命來執行。但這既不代表二月革命並不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托洛茨基也不曾否認過這點[51]）也不代表十月革命不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後者的作用，在於如列寧所說它「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作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52]」 如果列寧迷信於「純粹的」革命，那托洛茨基就有理認為1917年的經驗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預測。然而事實上，列寧從來沒有把持過如此天真的觀點。「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列寧在1905年出版的《兩種策略》中寫道：「過去和未來的成分交織在一起前後兩條道路互相交錯...我們大家都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我們大家都無條件地堅決主張必須把這兩種革命極嚴格地區分開，但是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別的、局部的成分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難道歐洲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還有許許多多民主主義性質的任務要去最終完成嗎？[53]」在這段時期，列寧談到了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將會在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且「今天的農民的要求一得到滿足[54]」後開始，也可想而知的沒有預見社會主義革命會在其民主先行者發生八個月後爆發[55]。他認為將前者過渡到後者的主要決定因素為「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56]」歷史證明了他正確地摒棄托洛茨基基本上從沙皇政權跳躍過二月革命而直達十月革命的策略。

當托洛茨基和其追隨者們聲稱列寧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並「承認這公式為沒有價值[57]」他們是對的。但如我們所見，這也只能應用在已經在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將其大部分內涵實現後的俄國此目標才被取代。當他們要我們相信列寧在1917年4月轉移到托洛茨基的立場時，他們是對的。但他們各自立場的相似性僅是在托洛茨基先前認為「不可能[58]」並設想略過的革命階段發生後帶來的。「驕傲自大[59]」的托洛茨基看來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被「去布爾什維克化[60]」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布爾什維克。

接下來開始的階段，與他在1906對於下一起俄國革命的預測，有著眾多的相似處。這個遠見著實令人贊嘆，但是哀哉，正如同他不正當的預測列寧將會建立個人獨裁政黨，而不是三十年後真正實現這個預測的斯大林，他能夠異常的清楚看見遠端山脈的能力，卻也讓他忽視了眼前必須要先爬過的山坡。

然而，托洛茨基並沒有停下來分析他的錯誤，而只著重在為此尋找藉口。因此他在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教訓》內申論，在一戰前夕爆發的聖彼得堡革命性罷工潮延伸出了一起成功革命的可能，而「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著革命的工人蘇維埃直接取得政權，」由布爾什維克領導[61]。而為什麼托洛茨基所預測的直接進入工人專政被阻礙了呢？戰爭的爆發導致了運動的轉向，以及成千上萬農民軍隊的出現創造了「一些臨時條件...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62]。」但是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的在如俄國這樣擁有巨大農民軍隊的農民國家發生，並不是什麼毫無預警的歷史意外。它是長年為這場衝突殘酷地准備的帝國主義矛盾下的直接產物，並導致了農民以及無產者的不滿。沒有它，也就不會有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在戰爭期間，如列寧所說「重復他那1905年的’獨創性’理論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來生活並沒有理睬他那個卓越的理論原因究竟何在。[63]」

吊詭的是，在列寧從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間的寫作和演說，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內占了23本的著作內，我們完全找不到任何有關列寧「轉移到」托洛茨基對於「不斷革命」看法的蛛絲馬跡[64]，而且列寧是從來不吝嗇承認過去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認了與他對立觀點的正確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對派政綱》，也就是被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出版社在英國再版，並被喻為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發展的指標」內，我們看到了重復托洛茨基及其共產國際內黨羽們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聲明：「托洛茨基曾向共產國際聲明，在所有他和列寧爭論過的原則問題上，列寧是正確的——特別是在不斷革命和農民問題上。[65]」 在他給同為「老左翼反對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論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認道：「1917年2月以前，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是歷史進步的口號。[66]」 就連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他也提到列寧用」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67]」方式來攻擊工人在農民支持下向社會主義專政前進的問題，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聲明「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點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險性。[68]」

但是，我們不免看到以上一類的聲明盡管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手腕」，也完全衝突了托式在其他地方做出的結論。如他在革命後對於革命前工作各種評論的序言，都重復闡述了他的理論，尤其是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中。後者是於1928年對於他當時支持者拉迪克言論所做出的回應，並嘗試著以長篇大論來辯護他與列寧之間主張的對立，並不時申論他們的歧見「僅是次要的和從屬的。[69]」

然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只發揮在對於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俄國工運中扮演角色的歷史評量。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探索它，是因為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托洛茨基那時發展的「不斷革命論」決定了而後所要主要托派政策，不管是在蘇聯內建立社會主義，在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策略上能夠納入的盟友，還是「在一切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向」，在由托洛茨基於1938年起草的第四國際《過渡綱領內》他斷言：「是能夠以不斷革命底公式決定的而不斷革命的意義已被俄國的三次革命確定地指出過了。[70]」 可是這個在托洛茨基當時的俄國支持者們之間並沒有完全被同意的理論，如今卻僵化成所有托派組織在1958年第四國際第五大會上必須接受的基本綱領。而次大會上《關於殖民地革命問題的報告》卻揭發了「有的同志曾經很想知道...不斷革命論...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點，我們是否還需要使它更靈活一些，以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犯過錯誤。[71]」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在於1917年3月回到俄國後，托洛茨基先加入了一個名為「國際主義派「的組織，並同此團體於7月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次月，他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並在9月成為布爾什維克贏得多數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在這段期間內，他以黨在蘇維埃和大型集會上的發言人扮演著極其正面的角色。他的革命演說激發了工人、士兵、和水手們。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挺身將他出眾的才華奉獻給了布爾什維克黨，在當下超越了任何過去的歧見。他的影響被約翰·裡德在由列寧題序為一本「真實的、異常生動的描述「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內第一手的記載。斯大林也恰當地在1918年11月6日發行的《真理報》上向托洛茨基致敬。他稱贊道：「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確定的說，黨應該把衛戍部隊迅速轉到蘇維埃方面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托洛茨基同志。[72]」

在革命成功後緊接著幾年內，托洛茨基將會在蘇維埃政府、俄國共產黨、以及於1919年創立的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階層內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1918至1925年之間擔任戰爭人民委員的他，從破碎不堪的沙皇軍隊中建立英勇的五百萬大紅軍，在內戰中戰勝了各白軍將領，並擊退來自十四個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軍。多依徹《武裝的先知》書內的「武裝共和國」一章中生動地敘述了這個故事，同時呈現了托洛茨基有時嚴重的錯誤，以及他必然大於他錯誤的功績。列寧在與俄國文豪高爾基的談話內表示了他對托洛茨基的崇敬。「你敢說有其他人能夠在一年內組織一個幾乎是模範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的敬重嗎？[73]」列寧拍案說道。

盡管如此，列寧仍然對托洛茨基保持疑慮：「他並不是我們的一員」他對高爾基說，「他站在我們這邊，卻不是我們的一員。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帶著一點拉薩爾的壞氣息。[74]」

1918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雖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義的表決上支持列寧而反對了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卻在1918年在與德國簽訂停戰條約的問題上與列寧形成了強烈對峙。他在這個決策上的表現同時展出了他的優點和缺點。

作為蘇維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員，並在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對外公布脫離世界大戰的意圖後，托洛茨基率領蘇維埃代表團與德國和中央國代表談判和平條約。他以這個對外公開的談判會議作為他譴責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論壇。他動人的演說無疑增強了在各國內的反戰情緒。另一方面，在面臨著德國苛刻的要求時，他（托洛茨基）對西方立即發動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對於現實的認知，並導致他拒絕簽訂條約。

另 一方面，列寧則強調當時的德軍正占著上風，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絕對不敵德國強大的戰爭機器。他因此敦促俄國應該忍辱負重，立即接受德國提出的最後通牒，並警告不這樣做的下場將會導致德軍進一步入侵蘇維埃領土並提出更嚴峻的條約：

「是的，我們會看到國際範圍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這還只是一個非常動聽、非常美妙的童話。」 他申論「如果革命爆發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並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勝利，那怎麼辦呢？那時群眾會對你們說：你們的行動和冒險家一樣，——你們指望能僥幸遇上這種事態的發展，可是並沒有遇上，結果你們就束手無策，無法應付這種國際革命沒有到來的局面。國際革命必然會到來，但是目前還沒有成熟。」[75]

托洛茨基說簽訂條約完全是背信棄義的[76]。他一開始成功地在黨中央委員會為他的「不戰不和」公式取得了9-7多數，並預測德軍「不能對我們發動進攻。[77]」 事實上，德軍隨後就發動了一起極其成功的進攻迫使蘇維埃政府接受比原來提案更加嚴苛的和平條約。就算在這個地步，他還是反對列寧急迫的請求接受德軍條件。當中央委員會對此案做出表決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們卻選擇棄權給予列寧9-4多數。而後者也威脅如果「由美妙口號構成的政策繼續下去[78]」他將會從政府和中央委員會辭職。同時托洛茨基也辭去了外交人民委員一職。[79]

在1918年3月召開辯論條約的大會上，列寧解釋了為什麼托洛茨基聲稱「‘德國人無法進攻’這句革命空話是一種嚴重的錯誤，是對事態的十分令人痛心的過高估計，而從這句空話中又產生了另一種空談：‘我們可以宣布戰爭狀態已經結束。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訂和約’。[80]」他的預言完全證實了。「由於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約的人的過錯，我們簽訂了一個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約」他說道。這些人在「幫助德帝國主義」，因為他們「把價值以百萬計的財富大炮和炮彈送掉了 - 這種情況是每一個見到軍隊的不堪設想的狀況的人都應該預料到的。[81]」

托洛茨基隨後在1918年10月的一場演說中承認了在條約問題上他是錯的，而列寧是對的[82]。但是，如同他的追隨者們，他在晚年比較注重與淡化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主張，將它們形容為「與列寧在實際上和經驗上的歧見，僅僅如此。[83]」事實上，問題的症結在於：托洛茨基終其一生任由他的痴心妄想以及對於「革命口號」的著迷，模糊了他對具體情況評量的傾向。

托洛茨基與官僚體系：1920-1924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隨者們奉為反抗蘇聯內部官僚體系的鬥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內，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官僚政權許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蘇維埃共產黨在1956年公諸於世。這也讓托派人士的言詞看似可信。但是我們將會看到，事實其實是相當復雜的。

(a)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1920-1921

在黨在革命後對於官僚問題的第一個主要討論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發生衝突。列寧強烈地斥責托式的政策為「對工會進行官僚主義的干擾的政策[84]」，表示了「軍事經驗中...最壞的東西。[85]」包括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86]」

自1919年末後，托洛茨基僅將他一小部分的時間放在軍事事務上。在進入重建經濟的工作時，他開始以軍事手法來行事。他相當重視軍事化和強制化勞動，並告訴1920年3月的第九大會「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強制勞動會達到極高的強度。」提及工會時，他甚至宣布「勞動軍事化對組織我們的勞動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 ……說強制勞動總是沒有效果的，難道這是真的嗎？ ……這是最可憐、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見，隸勞動同樣有生產成效。 ……農奴的強制勞動不是封建地主惡意的產物，當時它是一種進步現像。[87]」1920年，除了戰爭委員的職位，他(托洛茨基)還掌管對經濟和軍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嚴刑厲法下派遣鐵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鐵路維修部門後，面臨鐵路工會的各種反彈，他開除原本的領袖，並指派對他來說更合拍的人。對於其他運輸工人工會，他也采取同樣做法。他的行徑帶來了成果：鐵道在預計的時間表之前完成修復。

因為成功而得意忘形的他，進一步提議其他的工會也應該被「拋光」或者「整刷。」他遭到中央委員會的反對，後者呼吁全黨應抵制「軍事化與官僚式的勞動方式。[88]」列寧尤其批評了 「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和官僚主義的過頭行為[89]」，也就是由托洛茨基領導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肆無忌憚地反擊。他為自己推翻工會會員的行為辯護，提及為工會「提出領導人」來取代民主的選舉手法[90]，並駁斥任何指控新官僚在使用舊制沙俄手法的人。他重復申論俄國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官僚，並認為後者應該被給予有限的特權。談到這個，多伊徹評論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為管理團體的代言人。[91]」

當中央委員會設立了一個探究工人問題的委員會，並選舉托洛茨基來領導它時，托式卻拒絕在這個委員會上工作。「正是這一行動擴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錯誤，使它後來發展成為派別活動。[92]」列寧斷定道。托洛茨基為他的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所倡導的理論列寧對其的評論為「其中理論上的錯誤和極明顯的不正確地方真是多得驚人。[93]」組織派系。他在黨內開展了一次大論戰，並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會上以他的完全失敗而告終，且帶來了禁止派系活動的決定[94]。以被列寧形容為「行政管理人員的態度[95]」為出發點，托洛茨基訴求移除工會的自主性，並且將他們納入政府機關內。工會領袖將會是以政府代表來面對工人，而不是相反的，而他們的任務是著重在增進生產和勞動紀律上。因為據他所說：他們邏輯上也沒辦法將工人們保護於工人政府之外。[96]

列寧回應道，被他形容為「片面的、著迷的、浮誇的和牛脾氣的[97]托洛茨基犯了基礎性的錯誤。他的錯誤在於處理「抽像」[98]並且時常提到 「一般原則」，卻沒有對於特定的情況做出仔細的研究[99]。這也是我們從布列斯特談判中看到的托洛茨基的人格缺陷。實際上，列寧說蘇維埃政府「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100]。」他申論工會必須長年堅持「反對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弊病」並「從采取蘇維埃機關所辦不到的辦法和手段，去保護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101]」

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在如此基本的問題上持有官僚行政管理觀點，而非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批判，也反映在著於1922年12月的《最後書信》內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102]」

(b)關於產業的理論：1923

在1923年4月召開的第十二屆黨大會上，托洛茨基被授權以發表他對於工業發展現況的看法來作為黨的政策[103]。雖然他的報告大部分都是由黨內領導豐富的討論後產生的，但是他又一次以行政管理人的手法，將工人權益和生計的考量附庸於長期經濟發展目標之下[104]。但是托洛茨基，不同於後來的斯大林，至少公開地宣布他的意圖。在提案工業應集中在少數大型且有效率的公司內，並不免地造成被關閉公司內的工人們面臨失業後，他申論勞動階級應該負起重建工業的主要責任。「可能會有這樣的時刻，」他說「國家不付給你們工資，或者只付給一半工資，而你們工人們得將另一半借給國家。[105]」

(c)1923-1924的反對派

列寧在他晚年對於蘇維埃政府以及黨內官僚體系的滋長相當擔憂。1923年當他臥病在床且即將病危，並於1924年1月逝世時，黨內領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討論了官僚問題，並起草了一份後來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重點提及「黨內機構的官僚化以及黨與群眾分離的危險，」並要求發展黨公開辯論和討論的自由。[106]

托洛茨基隨後發起了一起劇烈的辯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並將這些文章與一些新材料彙整成《新路向》來出版。這也產生了黨內1923-1924年之間的托派左翼反對派。雖然這派人主要是以負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對於在斯大林控制的黨機關日益增大的權利的攻擊是正確的[107]，尤其我們現在了解的種種嚴重濫權和對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侵犯，都是這個現像的後果。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在第十二屆黨大會上的揭發後，部分同志們在這股要求民主和反官僚的風氣下，由於托洛茨基而後大篇幅的批判官僚，而被托洛茨基主義吸引。《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針對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並呼吁徵召年輕人們加入為「黨內生動活潑的民主基礎」的鬥爭[108]。這些都有長久性的價值。

但是，俄國共產黨員們也沒辦法那麼快的忘記，被托洛茨基有效地批判的領導方式，卻也和托洛茨基不久前提倡的領導方針相去不遠。他在野時的訓誡和在執政時的作風，看來是互相衝突的。這也致使了斯大林能夠以形容托洛茨基為「官僚中的大爺」並指控反對派在試圖「奪取中央委員會的主動權玩弄民主這個法寶。[109]」而得到一點認同。此外，上述托式處理經濟問題的手法也不同於他對於增加工人民主的呼吁。正如多依徹正確地指出：「不能指望工人會自願地把「一半工資」奉獻給國家，如同托洛茨基為了促進國民投資而要求他們做的那樣。國家只能用強迫方式拿走這「一半工資」但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不剝奪工人的一切抗議手段和消滅工人民主的最後殘餘。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闡述的這一計劃的兩個方面被證明在最近的將來是無法相容的這就是托洛茨基處境的基本薄弱點。[110]」

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

在1926-1927年之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共產黨內領導了反對派，並在一系列國內外的問題上抗爭。在黨內一次全國性討論後的投票上，在主流派得724,000票，反對派得4,000而2,600棄權票下，反對派遭受挫敗。托洛茨基在1927年末被開除黨籍。1929年，他被扣上「反蘇維埃活動」罪名而被逐出蘇聯，並在1932年喪失了他的蘇維埃公民。在他流亡中待過的各個地點——土耳其、挪威、法國和最後他於1940年被殺害的地方墨西哥[111]——他撰寫了眾多書籍、小冊子、和文章，並繼續試圖建立對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對派。在這些論戰的核心中存在著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問題。

(a)關於 「一國社會主義「的辯論。

對於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可行性的重大歷史辯論，至今仍然籠罩於兩方長年以來的扭曲和誤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來是與將革命擴散至其他國家對立的。另一方面，蘇維埃史學家們仍然將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理論的反對解釋成他反對在蘇聯內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112]並主張以武力向外輸出革命。這兩個版本都一樣的錯誤。

斯大林的論點是：將革命向西方擴散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這個過程被延遲了，俄國並無他法，只好將目標轉向建立社會主義，並認為當時的俄國其實是有足夠條件來達成的。在1924年12月，他說：「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個國家變成進一步擴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成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就進行得愈迅速，愈徹底。...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進程中，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的全世界體系並列，會出現個別蘇維埃國家[113]的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體系，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說革命在一國內勝利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像的人是不對的。[114]」世界各地革命的發展，尤其是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在挑戰舊的帝國主義陣營，大致上證實了斯大林的宏觀看法。

托洛茨基他自己從來沒有否認過開始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必要。的確，他在1923-1924年間提倡開始中央計劃制度，而在1925-1927年間提出一系列極富野心的工業化綱領，並帶給他「超級工業人」的名聲[115]。此外，他反對任何向外輸出革命的企圖，在1924年宣布：「我們並不求進入血腥的行動來片面的決定全歐洲的解放...這是早晚都會被決定的。我們在這段時期的工作，是強化我們的經濟和提升我們的文化，在歐洲的工人們支援我們之前撐住。[116]」

托洛茨基對於在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駁斥，源自於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不斷革命論。」事實上，這是他不認為蘇聯能夠在革命擴散至進步國家之前以一個工人國家型態存活的一種表現。[117]

因此，在1917年6月出版、於1922和1924年加入新後記並再版的《和平綱領》綱領性小冊子內，他是如此提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118]」

在1937年，他的論調仍然基本上如一：「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如果不或早或遲地迅速取得勝利，俄國的工人國家是站不住腳的。閉關自守的蘇維埃制度定將垮台或蛻化。更准確些說：先蛻化，後垮台。一九〇五年以來我個人不得不一再論述這一點。[119]」

托洛茨基對於俄國內部社會主義力量的低估，尤其在他對於在蘇聯境內能夠獨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悲觀中表現出來。在他為《和平綱領》寫的1922年後記中，他寫道：「只有在生產力發達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以想像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同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鮮明的證據。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著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產階級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以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析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120]」

在1927年，我們看到他申論蘇維埃政府當時 「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世界市場的相對控制。這也就是問題的症結。發展的速度不是能夠雖已決定的，而是決定於全世界的發展，因為歸根究底，世界的工業控制了它每一個部分，就算有些部分是在無產者專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工業之下。[121]」隔年，在他對於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批判中，他變本加厲地說道：「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生產率在市場上是通過價格的相互關系予以衡量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蘇維埃經濟所面臨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脅看來並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干涉。[122]」對於對外貿易的壟斷，也就是斯大林和黨內多數正確地強調這是將蘇聯保護於如此經濟破壞的辦法，對托洛茨基來說變成了「證明我們（對新經濟主義）的依賴具有嚴重而危險的性質。[123]」在這些關系上，他認為世界經濟的命運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立於僅有次要性意義的俄國社會主義建設[124]。他繼續以最大的失敗主義，提議勞動生產率可能在主要進步資本主義國家內發展的比俄國還要快。[125]

這種理論方式，被蘇聯成功的五年計劃嚴重的打擊。他的老革命家胸懷讓他也不禁在1936年為「蘇聯巨大規模的工業化由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停滯和衰落襯托起來無可爭辯地表現在(世界各地產業)的總指數上面[126]」而歡呼。遺憾的是，就算承認「就算現在蘇聯內部生產力量正在以其它從來沒有經驗過或不再經驗過的速度成長，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27]」他從來沒有承認這也直接地駁斥了他在20年代末期做出的悲觀預測，這些預測也奇妙的與他幾年前提出的超級工業化政策衝突。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們近來只會提到後者，而前者則被方便地遺忘了。他最缺乏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手法來分析他錯誤的來源，但他從不吝嗇要求他的對手們遵守這個原則。他反而對做出以下怪異的結論：雖然蘇聯的成功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技術前提得到了大步的前進」，但是它們並不會將蘇維埃社會帶向社會主義，而是帶向「階級的復蘇、計劃經濟的瓦解、以及資本主義產制的復辟。」在這個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的會變成法西斯。[128]」

多依徹曾把在1920年代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爭論的本質，比較於兩個住在一個屋頂破洞房子裡人在爭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補好，就算這兩個人都同意應該開始補，填補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齊全了[129]。如果我們將這場辯論絕緣於表面下的社會氛圍，以及它所造成的劇烈程度，它其實看起來是相當繁瑣、學術性的。美國托派在1930年代的主要機關《新國際報》看來也意識到了這點。這個被托洛茨基贊賞為具有高度理論等次的報紙在一篇於1935年1月30日發表的一篇社論上寫道：「在目前世界局勢下‘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官僚的福音在我們面前充分了展現了它的國族主義局限和誇大不實的錯誤。在此，我們不是在討論在這個或那個地理位置內是否可能或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完全抽像性的主題我們是留給學者們辯論的。我們想問的是更加即時且具體，活生生且具歷史性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一個被孤立的蘇維埃國家，有可能無限期的在一個帝國主義的環境，加上日益逼近的法西斯反革命下存活嗎？馬克思主義對此問題的回答是：不可能。蘇聯內部條件對此的回答是：不可能...除了世界革命之外是沒有出路的。[130]」

如果我們接受如此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那歷史已經完全證倒了托派的主張。但是如果我們接受曼德爾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方式，也就是「一個沒有階級商品貨幣和政府的社會[131]」那這個定義的轉變也會帶我們走到一個不同的結論。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政治主張做出有意義的評量，我們必須避免隨意抽出歷史脈絡的定義和無用的文字游戲。事實上，曼德爾的定義是不同於由列寧主義產生，並被當時大部分俄國共產黨員所接受的定義。在《國家與革命》內，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言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一樣的代表者「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他繼續道：「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132]」

這個區別在自1919年後成為基本黨內教材，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著的《共產主義ABC》中更加倍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即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下」 他們寫道「在商品經濟中貨幣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並起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商品經濟仍將部分存在。[133]」 一個沒有貨幣和政府的社會，也就是曼德爾定義中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傳統上被黨定義為高等階段共產主義的特徵[134]。這是在這個討論中的紅鯡魚，因為它並不是俄國共產黨人在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時所訂立而後被宣布達成的目標。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大致上也是托洛茨基在1906年做出的定義：「大規模合作生產。[135]」

(b)社會主義有被達成嗎？

認為俄國應該要在國際革命持續被延遲下獨自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的確脫離了布爾什維克傳統的理論，他們也沒有預見他們的國家的孤立狀態會長到他們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但是，雖然列寧對此從來沒有在理論上做出闡述，他在晚期工作時實際上有逐漸接受了這個觀點[136]。在他死後，黨得以面對新的情況，並自信地宣布如列寧所說「新經濟政策下的俄國將會轉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因為它「具備了所有必須和足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137]

這個觀點到底代表著什麼？列寧列舉了存在於從十月革命後進入1921年頒布的農產品自由貿易新經濟政策下俄國的五個社會經濟元素：（一）父權，大部分自給自足的農民經濟。（二）小型商品經濟（大部分包含了農民販賣大麥）。（三）私產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五）社會主義[138]。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被視為是將俄國從一個落後農民土地轉變為一個具有現代化、擴占中中央計劃的工業和國家集社化農業並達到重大教育和文化發展的國家。它意味著實際上消除了列寧列出的前四個社會經濟範疇，代表著富農（鄉下資產階級）和「耐普曼」（商業資本家）的消失，以及第五個經濟範疇，包括一方面國有工業和另一方面集體化農業的大幅成長[139]。在這些定義下，斯大林能夠在1935年後斷言托洛茨基是錯的，而「我國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間成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確切些說，是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140]」

如果我們僅將問題處理到這邊，那也是太過膚淺。農業集體化不僅以過度粗暴且昂貴的方式執行，造成了重要部分農民和無產階級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真正的政治權利也不是民主的被勞動人民掌握，而是落在由斯大林和一小群毫無責任感的替代人民的集團手中。斯大林雖然在極度困難的國際情勢下奠基，發展並保衛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基礎，這也是他一記偉大的歷史功績，卻也鎮壓了黨機關和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行了大規模任意和凶殘的壓迫，其中不少最好的俄國和外國革命家門面臨了悲慘的命運。這也是他的重大罪過，而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至今也為其付出慘痛的代價。

由於對馬克思主義者們來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息息相關的，托洛茨基在於三零年代後半段轉變他的主要論點後得以站在更穩定的位置上，申論他的主要反對在於俄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警察恐怖，對於政治自由的普遍壓迫，並伴隨著黨和國家腐化官僚機關權力的重大增長。但是，他不了解一種不確定甚至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和非民主、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之間不安且對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遲早（雖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動化的」）會將社會推向上層建築的改革，並將其更加吻合於其經濟基礎和逐漸發展，受過教育的勞動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意願。在三零年代達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當然僅是社會主義的骨架，並需要幾十多年的和平發展才能夠完全克服俄國落後的遺毒並呈現了一個完全發展，繁榮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今日的蘇聯情況雖然遠大於三零年代的發展程度，仍然離完成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以及摒棄一些阻礙社會主義民主的官僚行徑還有一段距離。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聲稱能夠在可見的未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如今普遍被視為是充滿巨大誇張的。可以公平的說，托洛茨基的寫作的確能夠為如此被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裡亞蒂形容為「一個盛行在尤其是宣傳但也在整體問題討論上誇大成功，並認為所有問題都已被解決而客觀上的矛盾也被克服的傾向，再加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過程中固有的困難和衝突，造就了極度嚴重的問題，而只個問題在沒有公開被承認下是不可能被克服的[141]」如此的誇飾法提供糾正。托邏輯正確地強調了共產主義的國際性本質，批判了在敵對帝國主義包圍和威脅的斯大林蘇聯內衍生出的狹隘國族主義觀點。但是認定所有蘇聯的問題都源自於「一國社會主義理論[142]」而托洛茨基對於其基礎性的反對是被認證的，那也將對此問題平衡的，各方面的檢驗替代成膨風誇張的概括了。雖然這種方法是更加容易且節省了不少考察、思考和時間，但也和馬克思主義一點關系也沒有。

（c）蘇聯的本質

托派運動內部對於蘇聯本性的問題上經歷了劇烈的爭論和分裂。托洛茨基本人卻堅持將蘇聯形容為腐化甚至是「反革命的工人政府[143]（！）。」然而一個工人政府「盡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蛻變，蘇維埃國家仍是工人階級的歷史工具它確保了生產資料國有基礎上的經濟文化發展，也就為勞動群眾的真正解放 - 通過清除獨斷官僚層與社會不平等 - - 准備了條件。[144]」

在為了維護這個分析上他與他自己運動內部，尤其在戰爭爆發後主張摒棄傳統托派要求「保衛蘇聯」口號的人們展開鬥爭。但是，他對於他如何理解這個口號的解釋卻有巨大的浮動。因此他在1937年調查莫斯科公審的道維委員會前（並在此他嘗試著保持理性），他說「我們支持斯大林和他官僚為保護新的財產形式於帝國主義攻擊的任何努力[145]。」但是在1939年九月，他卻寫道：「在蘇聯，砸碎官僚專制是保存國有經濟的前提。從上述立場出發，我們以保衛蘇聯爲己任...我們‘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可用如下口號表達：‘社會主義萬歲！國際革命萬歲！打倒斯大林！’。[146]」

（d）《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寫於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至今仍然被譽為托派關於蘇聯的基本教材，也展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長短處。在對於蘇聯直至三零年代中期的發展所做的分析上，他多次命中了紅心，揭發了斯大林主義蘇聯內如官僚滋長，壓迫和巨大的不平均，官方偽善和對藝術自由的壓抑。然而，他也有許多的批判是吹毛求疵且不經思考的，如他對於1936年頒布的憲法錯誤的批評了其民主的條文，而不是這些條文在當時蘇聯的現實情況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踐踏而喪失了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全民平等直接投票的施行（取代了間接以給予勞動階級大於農民階級的重要性且禁止投票給前剝削階級人士、僧侶）是「從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147]」他斷言，這部憲法整體來說代表著「從社會主義原則向資本主義原則的倒退一大步」和「為新的有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政治前提。[148]」

至今，托洛茨基關於建立「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教條性的陳詞濫調，仍然讓他低估了俄國的社會主義式系統是多麼的扎實和強韌，盡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殺的傷害。在戰爭情況下，如果沒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聲稱 「蘇聯的社會基礎一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149]」

 完全脫離了蘇聯社會的現實，他寫道「蘇維埃官僚已經為資產階級復辟做了深入的准備，」而且「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這也意味著「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150]」

顯然地，蘇聯在戰爭中的勝利（托洛茨基預測它會戰敗[151]）後實際上根本沒有些許的朝向「資產階級反革命[152]」移動，反而在「反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下在其他十三個國家內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以及一個與資本主義系統競爭的世界社會主義系統的形成。再者，在斯大林於1953年死後，許多被托洛茨基所點出的斯大林主義特徵皆被移除了。這個「去斯大林化」運動，盡管不足，卻並沒有以由傳說中的「第四國際蘇維埃支部」所領導的暴力政治革命來達成，不同於《被背叛的革命》所預見和主張的。它是由共產黨內（被托洛茨基詆毀為「四分五裂的[153]」，「死氣沈沈的[154]」，和「不再是無產者前鋒隊[155]」）的力量所開啟，來自於其主要機關和「官僚」內部。斯大林大肅清對於這群人的打擊比例上來說比其他群體還要嚴重。以托洛茨基的定義[156]來說這包含了所有黨、共青團、政府、合作社和集體農舍的領導、官員、管理人、技術士、工頭、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來自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中最進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約兩千兩百萬人。

雖然我們必須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來汲取許多正面及負面的教訓，馬克思主義尚未對於斯大林主義做出的根本批判 ，是不會以托洛茨基的提論為出發點的 。然而就連他不時做出的犀利見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錯誤的社會學模式，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蘇聯社會的發展常規，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見的）斯大林主義現像及其復雜性和多面性。這也造就了歷史對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預測的刻薄否定。

(e)莫斯科公審

在1936年到1938年這間的蘇聯，也就是斯大林大規模鎮壓的最高點時，許多最有名的老布爾什維克和領袖們在三次著名的公審中承認了陰謀、叛國、恐怖主義、通敵、以及與納粹德國，日本的元首們共謀破壞蘇聯並割讓大片蘇聯土地的指控。這些公審的主要被告是被缺席審判的列夫·托洛茨基。他被指控為從海外主導這些陰謀，企圖借此推翻斯大林並奪回政權的首腦。

一字一句的重新讀過公審的報告[157]以及托洛茨基的辯護[158]還有杜威委員會在墨西哥舉辦反審的調查[159]，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公審時所做出的供詞包含了不少對於實施的扭曲，當時這些也應該引起關注和質疑。然而，無法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會訴諸法律栽贓或強迫這些被告會承認自己從來沒犯過的大罪[160]，國際上的共產主義運動者們接受了大公審是托洛茨基何其追隨者們是對抗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勢力間諜的證據。

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大會上揭發了斯大林如何利用嚴刑拷打來迫使共產黨領導們做不實的招供[161]，以及而後為匈牙利共產黨領導拉依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科斯托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斯蘭斯基所做的平反，皆以激起對於這類供詞的質疑。然而，其他在蘇聯內的平反和揭發的本質甚至可以完全破壞莫斯科公審的可信度。因此，環繞著基洛夫被刺案的可疑情節也在第二十和第二十二次蘇共黨大會上被公諸於世，這對於1936年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大審有著關鍵性的影響，也對於隔年的拉迪克、皮達可夫等人的判決扮演者角色。對於在一場1937年秘密審判[162]後與其他將軍一同被槍決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而其罪行也造就了1938年對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和李科夫判決的重要部分[163]，前者的平反也為消除了後幾者案例的基礎。如果還需要否決這些公審可信度的證據的話，可以參考蘇聯政府報紙《消息報》於1963年秋季發布了為前托派人士，為1938年公審中主要被告而被處決的克列斯京斯基的平反。在公審上他被指控於1933年在法國與托洛茨基見面，並扮演者建立和維持托洛茨基以及蘇聯內「托派中心」非法聯系的重要角色[164]。

我們有望蘇聯會盡快公開的撤銷這些仍然在「被調查」，並卻（至少在我個人的確認下）在過去12年來從未被在蘇聯書籍或文章提及的公審。在此之前，我認為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來跟進意大利共產黨自1961年11月開啟的腳步，也就是公開駁斥任何在公審上對於托洛茨基所做出的犯罪指控，但是也表示對於他在重要政治議題上所做出的政治鬥爭是正確的[165]。英共沒有公開的撤銷其之前對於公審的支持，也提供了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在這個問題上不斷騷擾我們的機會。這個撤銷，自重要的事基於對於真理的追求，也會從他們手中奪下這個武器。此外，這也會加深了許多英共黨員一直以來所了解的重點，也就是我們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對是有政治基礎的，而我們對於其支持者們的辯論也只能由政治武器來進行。

注釋

[1]艾薩克·多依徹，《流亡的先知》，第三章，王國龍譯，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4.htm

[2]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 王國龍譯，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471，本書譯者自譯

[4]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5]列寧，《進一步，退兩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6]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內瓦，1904，P. 73-75, 原文重點，本書譯者自譯

[7]列寧，《進一步，退兩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內瓦，1904，P.73-75, 原文重點，本書譯者自譯

[9]同上，P. 98

[10]托洛茨基，《新國際報》，紐約，1939年10月，P. 297，本書譯者自譯

[11]列寧，《俄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意義》，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40.htm，約翰斯通注：也參見《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12]列寧，《政論家札記》，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33.htm

[13]列寧，《論民族自決》，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402-05.htm

[14]托洛茨基致齊赫澤，1913年4月1日，Trotski et le Trotskisme: Textes et Documents，巴黎，1937，P. 60-61，本書譯者自譯

[15]托洛茨基致奧爾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同上，P. 62，本書譯者自譯

[16]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17]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小創不治將成壞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18]本書編者注：社會主義工人聯盟是一個自稱為托派的極左組織。他們的刊物為《通訊報》。在1973年他們改名為「工人革命黨」。在1980年代中期飽受分裂危機而最終瓦解。

[19]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全國執行委員會致共產黨大會代表們的公開信，《通訊報》，1961年4月1日，本書譯者自譯

[20]列寧，《「八月」聯盟的瓦解》，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01.htm

[21]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三章，https://marxists.catbull.com/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22]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歷史》，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5.htm，約翰斯通注：托洛茨基公布了他指控被掩蓋了的一頁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23]約翰斯通注：這句常被托派所引用，如傑克·蓋爾（Jack Gale）在於1965年11月27日在《通訊報》上發表的「關於托洛茨基的謊言正在消逝」，以及最近曼德爾的《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P. 34，刊載於1968年一、二月份的《新左派評論》，寫以反駁克拉索(N.Krasso)在1967年七、八月份的《新左派評論》上發表對於托洛茨基一記有意思的批判。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托洛茨基會僅在入黨六個月後再次的在布列斯特問題上與列寧發生激烈的政治衝突。

[24]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全國執行委員會致共產黨大會代表們的公開信，《通訊報》，1961年4月1日，本書譯者自譯

[25]曼德爾，《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新左派評論》，1968，P. 34，本書譯者自譯

[26]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27]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譯者注：約翰斯通在文中將馬、恩兩人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這段話復制為 「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advanced towards socialism in all the domina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但是在於2006年刊登於馬克思主義文庫(Marxists.org)英文版上的同文內的同一部分卻是「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until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has progressed sufficiently far － not only in one country but in all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letarians of these countries ceases and at least the decisive forces of produc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workers. 」收錄於馬克思主義中文文庫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版本的翻譯與後者吻合，將這段翻譯如下：「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

[28]譯者注：約翰斯通將此引用記錄為「《列寧英文版選集》，第三卷, P. 36」，然而列寧選集第三卷收錄了1918年至1923年的著作，與約翰斯通討論的時間背景不合。譯者也無法在其他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作者引用的這句話，故自譯。

[29]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30]同上

[31]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0.htm

[32]列寧，《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0/001.htm

[33]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34]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35]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8.htm

[36]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37]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8]同上

[39]托洛茨基，《一九零五》，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5book/00.htm

[40]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1.htm

[41]托洛茨基，《為政權而鬥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51017.htm，托洛茨基的重點。譯者著：約翰斯通將這個引用源於英文版《不斷革命論》P. 251,253-254

[42]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43]列寧，《論策略書》，第一封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8-13.htm

[44]同上

[45]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385，譯者注：在這裡，約翰斯通所引用的是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pleted, inasmuch as Russia is now a democratic republic」。可以理解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因此俄國現在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約翰斯通所引用的版本卻無法在英文版的《列寧全集》中找到。列寧在這個時期的文章中，唯一能在英文版列寧全集中找到有類似意義的則是《論策略書》第一封信中的這個句子：「To this extent, the bourgeois, or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ussia is completed.」  同一句話在《列寧全集》中文版被翻譯為：「就這一點來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 約翰斯通在第47號注解其實引用了後者版本，但是他卻說這句話出現在前者兩百多頁前，譯者無從查證列寧是否有斷論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

[46]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林驤華、伊陽明、範毓民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47]同上，托洛茨基的重點

[48]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33，請見譯者與注釋45對約翰斯通原因的質疑

[49]列寧，英文版選集，第六卷，P. 501，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列寧全集同一時期的文章中找到任何與相似於約翰斯通在這裡引用的句子。

[50]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7.htm

[51]約翰斯通注：參見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他條件性的說這場資產階級革命「出現得過遲了」和「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穩定性」並沒有減損這個事實。他斷論「如果只在二月革命範圍內來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個階段，那麼，它只不過表明俄國已接近於譬如像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法國那種類型。」本身表示了從壓迫的半封建沙皇威權制度以來所做到的一點進步。實際上，列寧在1917年4月做出了較為正確的主張，認為這起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還沒有到達「純粹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列寧，《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5.htm#3，列寧的重點）

[52]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約翰斯通注：引自於《列寧選集》第六卷P. 503（列寧的重點）。只有在這個脈絡下可以讓我們了解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們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資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5.htm，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列寧特別意指在蘇維埃政權的開頭幾個月內很大部分是在執行將土地給予農民個人耕種的資產階級任務。這然而是次要於革命本身是執行社會主義任務的。

[53]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5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附錄，《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http://www.cssn.cn/sjxz/xsjdk/mkszyjd/lnzy/840100/84010010/201311/t20131124_875454.shtml

[55]約翰斯通注：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當時仍然固執地把持這些假設，導致他們在二月革命後繼續維持著工農民主專政的目標而反對在四月回到俄國並呼吁黨轉變到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列寧。

[56]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57]托洛茨基，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導言，劉海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58]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附錄：為政權而鬥爭」，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1.htm

[59]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本書譯者自譯

[60]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9.htm

[6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工農民主專政’。——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2]同上

[63]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64]約翰斯通注：基於這項事實和事故的本質，我們無法認真的看待托洛茨基極度忠實卻神經質的支持者越飛所提出的「證據」，聲稱他聽到列寧說托洛茨基自1915年以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是在1927年越飛被多發性神經炎和肺結核病魔纏身時，為了自殺來戲劇性地抗議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所寫下的遺書上寫的。（參見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關於越飛請參見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65]托洛茨基，《反對派政綱》，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70903.htm

[66]托洛茨基，《我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答復》，Yohane譯，http://yohane0713.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_78.html

[67]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8]托洛茨基，《我們的意見分歧》，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9.htm

[69]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70]托洛茨基，《過渡綱領》，第十五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

[71]第四國際，《關於殖民地革命問題——皮埃爾·弗朗克在第四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rank/mia-chinese-pierre-frank-195710.htm

[72]斯大林，《十月革命》，《紅色中國》網友譯，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5406，約翰斯通注：（這句話被毫無理由的從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頁中移除了）。這句斯大林在革命一年後記憶猶新時所說的話，比後來他開始與托洛茨基進行爭論時的說詞還要可信。近年來幾位蘇聯史學家為此而攻擊斯大林在其1918年寫的這篇文章中誇大了托洛茨基的角色，對我來說也沒有說服力。據我所知，沒有人有嘗試著解釋斯大林移除這句話的可能動機。

[73]高爾基，《Lenin et le Paysan Russe》，巴黎，1924，P. 95，本書譯者自譯

[74]高爾基，《Days with Lenin》，倫敦，1924，P. 57，本書譯者自譯，約翰斯通注：拉薩爾是上個世紀一名知名的社會主義派領導人，其機會主義、利己主義和野心遭馬克思批評。馬克思卻也承認了他於1863年成立獨立工人政黨的「永世功勞」。

[75]列寧，《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譯者注：約翰斯通將這句話的出處注為《革命空談》，P. 85-86，但是《革命空談》並不包括這番話。

[76]同上，譯者注：這句話也不在《革命空談》文內

[7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1.htm

[78]《Le Bolsheviks et la Revolution d’Octobre: Proces verbaux du Comite Central, aout 1917 - fevrier 1918》，巴黎，1964，P. 287-294，本書譯者自譯

[79]同上, P. 290

[80]列寧，《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

[81]同上

[8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三十一章，石翁、施用勤等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33.htm

[8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51，本書譯者自譯

[84]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

[85]同上

[86]同上

[8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88]同上

[89]列寧，《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0]同上

[91]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2]列寧，《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3]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4]約翰斯通注：參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派別被定義為「具有各自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一派並規定內部紀律的集團。」托洛茨基在於1924年召開的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疏遠了他的支持者們所做出的聲明並否認他支持在黨內成立派別或集團，認為「區別派別於集團是不可能的。」（13 s’eze R.K.P.b，莫斯科，1924，P. 165）。他此後所做出的各種聲明，遑論他的作為，卻有悖於他在此做的結論。

[95]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6]約翰斯通注：日後托洛茨基申論他所做出的這些觀點純粹取決於「戰爭共產主義」特殊環境的背景之下，在他於1920年提出以獎勵金來改善這個情況的提案被拒絕以後形成的。（《我的生平》，第三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0.htm）但是，在決定以比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的政策更徹底的「新經濟政策」取代「戰爭共產主義」的第十次黨大會上，他卻堅持他的軍事化勞動政策仍然適用，而且不一定取決於「戰爭共產主義」。（參見《武裝的先知》，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7]多依徹，《武裝的先知》，P. 72，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98]同上，P. 9，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99]同上，P. 6-7，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100]同上，P. 9，譯者注：譯者無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譯

[101]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譯者注：約翰斯通講這句話的出處指為列寧，但是這句話卻是出自托洛茨基，而被列寧在文中加以抨擊的。

[102]列寧，《最後的書信和文章》，《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3]約翰斯通注：他的工業論文，不包括與他論文一同發表的報告，有被刊登在1923年三／四月份的《勞動月刊》（Labour Monthly） ，譯者注：《勞動月刊》為前英共曾經發行的理論月刊，已於1981年後停刊。

[104]約翰斯通注：當然，在兩者中找到一個能夠接受的平衡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必要的。

[105]多依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

[106]《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Sowjetunion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ussen der Parteitage, Konferenzen und Plenen des Z.K.》，柏林，1957，第四卷，P. 251,253，本書譯者自譯

[107]約翰斯通注：在他的《最後書信》中，列寧警告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最後的書信和文章》，《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8]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二章，王凡西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4.htm，約翰斯通注：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後，加裡·希裡（Gerry Healy，譯者注：英國極左宗派領袖）的出版社發行了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並試圖大規模的吸納共產黨和共青團成員。當時他的集團的確有所成功，但是幾乎所有那是加入他們的人隨後離開了，通常批評他們在那個集團內所看到的官僚主義作風。

[109]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第二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10]多依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約翰斯通注：我在此必須澄清，盡管做出了像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批判，艾薩克·多依徹對托洛茨基在此和其他方面的評價整體來說還是正面的。（參見他為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 Trotsky Anthology，紐約，1964年的題序，《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的前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marxist.org-chinese-deutcher-b.htm），以及《流亡的先知》的跋）。但是作為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他，也不放任自己對於托洛茨基的同情影響了他在每一本托洛茨基三部曲中所展現的嚴格客觀角度，這也讓他的著作成為了當代最傑出的傳記之一。

[111]約翰斯通注：所有證據強烈支持這位名為麥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偽裝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實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別烏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畢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機離開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終點。

[112]約翰斯通注：參見《蘇聯共產黨黨史》，莫斯科，1960，P. 396,P. 409，本書譯者自譯

[113]約翰斯通注：斯大林並不是指受蘇聯管轄的國家，而是跟隨俄國先例建立蘇維埃（工農議會）並贏得政權的國家。

[114]斯大林，《論列寧主義》，http://202.114.71.38/my/dispArticle.Asp?ID=2674

[115]約翰斯通注：由於篇幅限制，我沒有辦法在本文檢視這些提案的規模是如何與當時真正的經濟機會相對應。聲稱斯大林在1928年後實行了比先前反對派所提出的計劃更佳深遠的政策，因而證明反對派是對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義所營造的迷思之一。如莫裡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釋道:「在1928-29年之間能夠實行的措施不代表它們在先前工業和農業更加微弱的幾年內是可行的。（參見M. Dobb，Soviet EconomicDevelopmentsince1917，倫敦，1948，P. 206-207。又見R.W. Davies，「The Inadequacies of Russian Trotskyism」，刊載於1957年七／八月份的《勞動評論》（本書譯者自譯））。但是，申論如果黨有聽從反對派先前對於富農在鄉村權力成長的危險，那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說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價差系統來犧牲農作物價格，維持工業產品並達到城市剝削農村的效果（參見反對派首席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reobrazhensky/the-new-economics.htm）理論上也會導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實行的許多措施。

[116]托洛茨基，《年輕人們，學習政治吧》，收錄於《論日常生活問題》，本書譯者自譯，約翰斯通注： 有意思的是，在1930年代的出產的蘇維埃史學抨擊了托洛茨基於1920年反對紅軍進攻華沙，指責他「認為不應將革命從外帶入一個國家的社會民主偏見」（N.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紐約，第二部分，P. 101，本書譯者自譯）。

[117]約翰斯通注：尤其參見注釋[6],[8],[9]

[118]托洛茨基，《和平綱領》，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19]托洛茨基，《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托洛茨基的重點

[120]托洛茨基，《和平綱領》，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21]《托洛茨基往何處去》，倫敦，1928，P. 53-54，本書譯者自譯

[122]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第七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23]同上

[124]同上

[125]同上

[12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27]托洛茨基，摘自《工人國際新聞》（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倫敦，1938年7月，P. 1，本書譯者自譯

[128]同上

[129]多依徹，《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倫敦，1959，P. 286-287，本書譯者自譯

[130]《新國際報》，（New International），1935年3月，P. 40，本書譯者自譯

[131]曼德爾，《新左派評論》，第47號，P. 42。約翰斯通注：這種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也不相符托洛茨基認為俄國直到達成「每個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平均生產力高於，甚至遠高於，資本主義工人」之前都不能被稱為擁有社會主義。（參見托洛茨基，《俄國和世界無產者》，英文版，1935年，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5/09/russia.htm，本書譯者自譯）

[132]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三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列寧的終點。約翰斯通注：又見《列寧選集》第八卷，P. 239。要在列寧其他著作中看到對於社會主義定義的修改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此引用的是最通用的。

[133]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產主義ABC》，第十五章，第121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ukharin/1919book/marxist.org-chinese-bukhrin-1919book17.htm

[134]約翰斯通注：在長年被用為托派英語基本教材的《托洛茨基主義ABC》（倫敦，1945）裡，美國資深托派領袖詹姆士·坎農寫道「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詞是可以互換的...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當你在進入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政府...終究會消亡...」（《托洛茨基主義ABC》，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Special，倫敦，1945，本書譯者自譯）

[135]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8.htm

[136]約翰斯通注：我在我給《新左派評論》1968年七／八月份第50號關於托洛茨基和一國社會主義的投書中很完整地引用了列寧對此的說法。我很感激《新左派評論》的編輯部允許我將那篇文章的一部分加入現在這篇研究。

[137]列寧，《論合作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譯者注：約翰斯通所引用的一句「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其實是出自於《論合作社》出版前幾個月的《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的講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9.htm，約翰斯通沒有澄清這兩句話的出處不同。

[138]列寧，英文版選集，第七卷，P. 361，本書譯者自譯

[139]約翰斯通注：在他的《論合作社》一文中，列寧將這樣建立在土地國有化的合作社資產形容為具有社會主義性的特色。

[140]斯大林，《給伊萬諾夫同志的覆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selection.pdf。約翰斯通注：在他的信中重復了他的前提：「就在免除資產階級關系復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是有可能的。」，而在蘇聯被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情況下並不會持久。

[141]陶裡亞蒂，《Questions Posed by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PSU, Interview of Nuovi Argumenti》,倫敦，1956，P. 8，本書譯者自譯

[142]約翰斯通注：參見《通訊報》，1968年3月9日：「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直接導致了1930年代的經濟混亂和政治肅清...’這並沒有嘗試著解釋兩者間的因果關系，也沒有告訴我們如果這個理論導致了「經濟混亂」，那哪一個理論在那個時期造就了連托洛茨基都接受的巨大經濟成功呢？引文本書譯者自譯

[143]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蘇德條約與蘇聯的階級性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

[144]托洛茨基，《工人國家、政治反革命與波拿巴主義》，李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0201.htm

[145]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P. 282，本書譯者自譯

[146]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蘇德條約與蘇聯的階級性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本書譯者注：在此，托洛茨基的中文譯者李星將原文的「我們‘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翻譯為「第四國際‘保衛蘇聯’的政治原則」。

[147]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10.htm

[148]同上

[149]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約翰斯通注：有趣的是，在上次戰爭後，托派第四國際（那時候還只有一個第四國際），不但沒有自我批判或是分析他們的重大錯誤，反而繼續重復下去。1946年，在「馬克思主義預測的力量「的標題之下，他們的國際大會聲稱「在每一個重要的方面，第四國際的分析都是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的！」（第四國際，《只有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第四國際國際代表會議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A.htm）並且在一份決議案中聲明：「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積極參與能夠挽救蘇聯，使它不致(在它今天與帝國主義的角力下)走向不幸的結局。」（第四國際，《新的帝主義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國際的建黨工作——第四國際國際代表會議的決議》，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當然他們孜孜不倦的聲稱戰爭「‘標明了’在一個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徹底破產」（同上）。二十年後這個不幸的結局並沒有成真，但是忠實的托派當然不會讓這種小問題改變他們的觀點。因此，在1965年12月18日的《通訊報》裡，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國家委員會委員Jack Gale聲稱「官僚如果沒有被移除之下會推翻蘇聯」（本書譯者自譯）。真是永不言敗啊！

[150]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譯者注：前一句並沒有出現在向青的譯本中，故自譯

[151]同上

[152]同上

[153]同上

[154]托洛茨基，《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

[155]同上

[15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57]《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 Center》，莫斯科，1936，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law/1936/moscow-trials/index.htm，of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Trotskyite Center，莫斯科，1937,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與布哈林有關的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8/trial/index.htm

[158]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員會報告），英文版，紐約，1937

[159]《無罪！》，倫敦，1938

[160]約翰斯通注：參見J.R.Campbell，《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倫敦，1939，P. 265

[161]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488.html，約翰斯通注：雖然這起在大會上的閉門演說至今還沒有在俄國被公開發表，但是其真偽是毋庸置疑的。

[162]約翰斯通注：赫魯曉夫在回覆1961年蘇共第22屆黨大會的討論上公開承認了他們是無辜的，並表明黨主席團已於1957年通過了對他們的平反。

[163]《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P. 186, 252-254，約翰斯通注：呈上法庭的證據指出「在托洛茨基看來，圖哈切夫斯基和軍隊集團將會是反革命行動中決定性的勢力。」本書譯者自譯

[164]同上，P. 276-773。約翰斯通注：在法庭上克列斯京斯基「招認了」早在1921年托洛茨基與德國軍事參謀談妥了德國將會每年提供六萬美元來資助他在俄國內的非法托派活動，以換取托洛茨基和克列斯京斯基提供給他們的諜報。（P. 269-270）

[165]G. Pajetta代意大利共產黨領導在記者會上的發言， 《團結報》（L’Unita），196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