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一）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將托洛茨基視為列寧的忠實戰友，以及在列寧死後列寧主義的真正代言人時，我們有必要曉得他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只合作了不過六年之譜（1917-1923）」（《我思》，P. 4）

約翰斯通這類似算術的邏輯似乎是無懈可擊的，但我們也必須了解這「六年」所代表的是些什麼。包括十月革命在內，這段時期托洛茨基扮演的是「列寧的第二把交椅」的角色；俄國內戰時，托洛茨基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直到1925年），並幾乎從無到有的籌組了紅軍；參與了第三國際的建設，並於前五屆的代表大會中撰寫了重要的宣言，起草了無數的政要綱領； 戰後的經濟重建時期，他領導了支離破碎的蘇聯鐵道系統的重建。而這些只是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短暫期間中的一小部分成就。

然而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些「小事」無動於衷。對於托洛茨基於與1903-1917年約莫十三、四年，身處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期倒是興致勃勃（毫無意外的）。約翰斯通看來並沒有搞清楚一件事，布爾什維克黨本身並不是建立於1903年，而是1912年。在此之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是同一個政黨下，即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翼。約翰斯通操弄著他那模棱兩可的用字遣詞、在文字引源上對重要時間點的疏漏，將布爾什維克黨硬是搬弄成」一個自1903年就發展完畢，並開始發揮歷史作用的政黨」，形同從宙斯頭上蹦出來的密涅瓦。

約翰斯通同志在他的文章的第六頁中談到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1912年的決裂時說:當時「布爾什維克派終於與孟什維克分裂並形成了獨立的政黨。」然而，約翰斯通在前一頁是這樣寫的：

「他（托洛茨基）於1904年脫離了孟什維克，但是仍持續地投稿於孟派報紙，並不時在海外代表他們，盡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處於兩黨之外。」（《我思》，P. 5，我們的重點） 

讀者們想必會撓頭困惑:托洛茨基如何才能在1904到1912年間都處於「形式上存在與’兩黨’之外」？看來我們是該探究這段歷史，以揭露約翰斯通同志這奇異邏輯背後的種種原因。

「托洛茨基的這些攻擊是基於他反對列寧試圖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分裂成支持這個建黨策略的布爾什維克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上的多數，以及訴求較為松散組織架構的孟什維克少數派時，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我思》，P. 4）

約翰斯通這段陳述，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嚴重扭曲。1903年位於倫敦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分裂，並不是像約翰斯通所言的，在「穩定、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方針上產生爭議，而是在於黨中樞的委任問題，在於黨綱某一條文認知上的問題。直到經過了22次黨內會議，各種相異性才浮現出來。在此之前，列寧和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的「少數派」，沒有在任何的政治與策略問題上有所爭執。

「布爾什維克‘集中派’以及孟什維克’反集中派’因其相異性而完全分裂」，約翰斯通竟說出如此全然的彌天大謊，而這個論述其實源自為了對抗布爾什維克們，孟什維克們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後所做出的各種誹謗。對於有所爭議的黨綱條文，列寧曾親自表示：「為了與’孟什維克’派達成共識，我會親自回應這項要求，因為我完全不認為這個歧異對於黨來說是攸關存亡的大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為了黨綱內一項小小條文葬送了自己！」[1]

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後，當馬爾托夫及其支持者們拒絕了參與火星報編輯部的工作，列寧寫道：

「在仔細地考察了馬爾托夫派在大會以後的行為——拒絕撰稿（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正式請他們撰稿），拒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抵制的宣傳之後，我只能說這是一種狂妄的、不是黨員所應有的破壞黨的行為……為什麼要這樣呢？只是由於他們不滿意中央機關的人選，因為在客觀上，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才分道揚鑣…」[2]

一而再、再而三的，列寧所強調的是，他與馬爾托夫少數派不是在於原則性上有分歧，也沒有任何分歧嚴重到足以導致分裂。因而當普列漢諾夫加入了馬爾托夫陣營時，列寧則寫道：

「首先我要說，在我看來，文章的作者堅持要維護黨的統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別是由於一些算不上嚴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這是萬分正確的。一般說來，特別是在目前，一個領導人號召大家和睦相處，溫和謙讓，是值得大大稱贊的。」[3]

列寧在文中更是對開除部分派別的黨籍表示反對，主張必須在開放的黨內刊物讓任何相異性坦誠相見：

「我們認為必須盡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拋開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絕對服從紀律）讓這些小小組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讓全黨有可能來衡量分歧的深淺，判斷不徹底性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問題上，以及表現在哪一方的身上。」[4]

列寧對於解決黨內分歧的態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彈性、包容，更重要的是最誠實的意願，來面對他的政敵們並進行討論。不禁令人感嘆的是，對於今日的「共產黨」領袖們，同樣的態度恐怕是怎樣都談不上的。

蒙迪·約翰斯通故意創造一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分歧的「假像」來做出陳述。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首先引用《列寧選集》(早期斯大林主義下的版本)，在這僅十二卷的選集中，缺乏對於當時任何問題的材料。為何約翰斯通不引用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寧全集》呢？是超出了他們在倫敦國王街黨部的預算呢？還是為了誤導那些沒有時間和機會，無法直接接觸原文的英國共產黨青年團團員們？約翰斯通同志在個人的任何著作中，為了挑撿在《進一步，退兩步》中的」吉光片羽，」表現得像個煞費苦心、不遺餘力的研究員。但，只消一眼，透過《列寧全集》中所有關於這些議題的著作，約翰斯通論述中的偽造本質就暴露出來。因此，我們在《列寧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 頁中讀到：

「例如盧森堡同志說，我這本書透徹而又詳盡地表達了一種」不顧一切的集中制」觀點。因此，盧森堡同志認為，我是在維護一種組織制度，而反對另外一種組織制度。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在這一整本書中，從第一頁起到最後一頁止，都在捍衛任何一種可能存在的黨的組織的任何一種制度的基本原則。我這本書所探討的不是各種組織制度之間的區別問題，而是如何在不違反黨的原則的情況下堅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種制度的問題。」[5]

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在1903年並不是很明確，雖然有時候孟什維克派當時的發言可以被當作他們作為「溫和派」，即與資產階級建制和解的傾向。  因為許多事件的衝擊下，這兩個趨勢才開始各自形成，但直到1912年前，是沒有所謂的斷點的。絕對不如約翰斯通所說的，這「著名的13、14年」之間，這兩個趨勢已然是完全分離的政黨。在1912年之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裡，在為了在「原則上把黨統一起來」這件事上，因而充滿了不少重復這麼做的意圖。此外，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也不是約翰斯通所論述的只有在黨的組織問題上，更涉及到之後的兩派對俄國革命本質上的分析，並由此衍生出對政治基礎上的質疑。

目前為止，約翰斯通試圖要成立所謂的分歧，卻還是與事實相去甚遠。伴隨他令人驚駭的自以為是，他居然還能叫板托洛茨基，攻擊托洛茨基對列寧《怎麼辦？》這本書中的理論所做的批判，也就是單靠工人階級本身，只能夠發展出「工會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這種意識的需要是只在資本主義下做出對經濟要求的鬥爭。約翰斯通如同眾「共產黨領袖」們，顯然不曉得列寧自己否定了他早期對」經濟主義派」[6]的誇張判斷。後來，列寧談及此事時解釋道:「’經濟主義者’們將棍子折到那一方，為了豎直這根棍子我們必須將其折到另外一方。」列寧的觀點和斯大林主義主義者的理論也是差距甚遠，即「工人階級必須一致接受’知識份子’們隨心所欲的指揮」這樣的理論。

約翰斯通之所以將布爾什維克歷史扭曲的意圖又是什麼呢？在他之後的作品中，這個答案相當明顯。約翰斯通妄想維持的，是斯大林主義瘟疫下所傳染的「布爾什維克黨自從1903年開始就是一個獨立的群眾政黨」的迷思。這一妄想成立後，他就可以將托洛茨基改造成是個不群不黨的份子，才華洋溢卻毫無紀律。接著更進一步的做出最最主要的扭曲:「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外來、異質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列寧主義的敵人。

確實，在1903年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中，托洛茨基與列寧是互相對立的陣營。但同為事實的是，當時的未來的「愛國社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是站在列寧一方的。其實，這些相異性讓所有人都覺得訝異，包括列寧自己，一開始也無法體會這些相異性的意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要點是:如何將整個組織從一個小型的宣傳刊物機關，轉變成一個真正的政黨，而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完全站得住腳。多年後，對自身的錯誤誠實以對並且毫不保留的托洛茨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列寧是對的。約翰斯通引用了這一自白，同時堅稱托洛茨基向來是個毫無意願承認任何過錯的人。

但是約翰斯通對當時的描述是:只有托洛茨基誤解了列寧的立場，這可說是一錯再錯。事實上，1903年與其後的爭執，在俄國國內的黨員看來，是毫無實質意義的吵鬧，或是斯大林獨家說法:「茶杯裡的風波」。讓我們引用一個經典橋段，來自約翰斯通也同樣喜愛的著作——盧那察爾斯基的《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分裂的消息如晴天霹靂般震懾我們。當時我們知道第二次黨大會是為了見證針對工人志業派（經濟主義）的鬥爭情況，但馬爾托夫與列寧對立的過程、普列漢諾夫在兩派間搖擺不定...誰都沒想到會有這種情況。就為了黨綱第一條，真的能就此導致分裂嗎？還有編輯部的委任改組...海外的人怎麼了？瘋了不成？」[7]

從列寧在這個時期的書信看來，可以確定的是黨內絕大多數並不了解為何要分裂，並反對分裂。65年後，只有約翰斯通對這些爭議的原因清楚明白。因此在第二次黨大會問題的分析上，他不是站在和列寧同樣立場，而是超越列寧！約翰斯通以他那」去蕪存菁」的《列寧選集》材料，居高臨下的譴責了托洛茨基，直指他:

「巧妙地把孟、布分裂從1903年移至1904年，從而讓他自己看起來從來沒有加入過孟什維克，並加諸他的路線‘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與列寧一致’」（《我思》，P. 5）

讀者應該只需要閱讀幾行字就注意到，一開始約翰斯通就指出，從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形式上都還是存在於兩黨之外」。在1904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剛出現時，還只是一股趨勢，而不是一個政黨，而約翰斯通直接把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年」從1912年「一手篡改」成1904年! 也因此「一手篡改」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

托洛茨基為何說自己「在所有基礎問題上都完全與列寧的主張相符」？約翰斯通他那」具高度選擇性，片面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讓讀者們困惑不已。但困惑不是來自於托洛茨基，而是來自於約翰斯通的陳述，讓托洛茨基與列寧的關系直觀看上去，就是扭曲的，而這個扭曲完全是出自於約翰斯通同志之手。現在我們看到了，他蒙蔽了讀者們認識布爾什維克及孟什維克之間真正在政治上的相異性，而引用的還是托洛茨基的說法。

約翰斯通對1903年倫敦第二次黨大會的陳述，我們已經可以確定是不值一提的。針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1903年就已經分裂成對立的政治趨勢，他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就算是真的，那在黨大會之後幾個月，不斷爭取與孟什維克合作的列寧也犯了調和主義的滔天「托派大罪」。列寧直到至1904年底，才承認了黨內有兩個派別的事實，並在黨內設置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委員會。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重要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在於:用什麼態度面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但這點直到1904年才開始浮上台面。是因為這個政治性問題，而非黨內對黨綱的爭吵，才將兩股趨勢引至不可逆的分裂，讓孟什維克在1918年轉而走上支持白軍的路線。托洛茨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與孟什維克於1904年做出決裂，而約翰斯通同志對此卻默不作聲。我們在本書的後續會看到，為何在這個問題上，約翰斯通會沉默不語。

注釋

[1]《Vtoroy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59，P. 275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01.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十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15.htm

[4]同上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九卷，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6]譯者注：這個支持資產階級的派別聲稱任何政治上的鬥爭人物必須交給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人士來領導，而工人階級只能以提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環境等經濟上的問題來做鬥爭。

[7]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英文版，倫敦，1967，P. 36，目前無網上免費中文版，摘文譯者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