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斷革命論

蒙迪·約翰斯通在他的作品裡花了8頁以上（大約全文四分之一）來「揭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還把這理論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1]相對立。這些理論在1904-5年首先問世，且於1905年被實際革命的經驗所證實。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這些理念對於1914年前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辯論有多麼重要。蒙迪·約翰斯通對這只字不提。他顯然認為普通的共青團團員對於布什維克主義成型時期的思想鬥爭「不感興趣」。在這點，我們和約翰斯通同志的看法不一樣。我們不把我們的分析局限於「經過精挑細選」、脫離上下文的引文，因為我們確信所有正經的共青團團員和共產黨員，以及在工運中所有懂得思考的人士，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真相 。那麼，這些理論的區別到底是什麼？

蒙迪·約翰斯通是這麼闡述這個問題的：似乎（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分歧出現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立場之間。他一筆略過孟什維克主義的立場，從而以完全錯誤的方式來理解這個問題。讓我們詳究（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三個（主要）立場，並看看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這三個趨勢都同意眼前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是說，由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半封建的沙皇專制制度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革命。但只是籠統地承認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並不能指出具體哪個階級將會領導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鬥爭。孟什維克依據曾經宏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前鑒，推測革命將會由資產階級和小資階級領導，而工人運動則會支持這些階級。

反過來，列寧卻毫不留情地批評孟什維克這樣給工人的獨立運動拖後腿，並譴責了他們向「進步」資產階級討好的意圖。早在1848年，馬克思已經指出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無法在和封建制度的鬥爭中發揮革命性的作用，因為資產階級害怕工人的革命運動而寧可和封建階級妥協。馬克思是在這時首先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口號。

馬克思曾把資本主義「民主派」描述為「對工人來說比從前的自由派危險得多」[2]。列寧跟著解釋道，俄國的資產階級，不但不會成為工人們的盟友，反倒不可避免地會與反革命勢力勾結。

 「只要資產階級的自私的狹隘利益得到滿足，」列寧在1905年寫道，「只要它‘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它現在已經在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了！），它就不可避免地會大批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去反對革命，反對人民。」[3]

那麼，在列寧眼中，哪個階級可以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堅決走到底，因為它要走的路程遠遠超過民主革命。因此，無產階級就站在為共和制而鬥爭的最前列，它輕蔑地拒絕它所鄙視的那些勸它注意別讓資產階級退出的愚蠢意見。」[4]

這些話是對誰說的？托洛斯基和他的不斷革命論嗎？讓我們看看托洛斯基與列寧同一時期寫了些什麼：

「為全俄國利益而鬥爭的責任，已注定落在國內現有唯一強大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身上。因此，工業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國爭取從窒息它的專制制度重壓下解放的鬥爭，已變成單純是專制制度和工業無產階級間的決鬥，在這場決鬥中農民可以給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領導作用。」[5]

再者：

 「在俄國，武裝革命首先意味著把工人武裝起來。自由主義分子知道並害怕這一點，所以完全避開民兵的問題。自由派在民兵問題上附和專制政府，正如資產階級的梯也爾（Thiers）僅僅為了回避武裝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國拱手讓給了俾斯麥一樣。」[6]

在對資本主義黨派的態度這點上，列寧與托洛斯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像之前解釋的那樣），而不像孟什維克假借革命的資本主義性質來掩蓋企圖把工人政黨從屬於資產階級。列寧與托洛斯基同樣反對階級合作，並解釋只有工人階級，在與農民群眾的聯盟中，才能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蒙迪·約翰斯通照搬多伊徹在《武裝的先知》中完全錯誤的敘述，說托洛斯基關於不斷革命論的看法來自著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帕爾烏斯[7]，其「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受到列寧多次批評。托洛茨基卻從來沒有提出這樣的口號，他在1905前後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

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爭辯的重點並不是革命的性質（沒有人對這點有爭議），而是哪個階級會領導革命。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截然相反的趨勢在俄國社會民主黨裡成型：在一方，孟什維克使勁鼓吹革命的「資本主義」性質，並試圖以與「自由派」和好的方式來局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另一方，有指出資產階級之軟弱、怯懦及奸詐的人，他們教導群眾：一定要在唯一始終具有革命性的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帶領下進行獨立的，和如果有必要的話，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這就是著名的《社會民主黨的兩種策略》[8]，在這本小冊子中列寧對此有詳細的解釋，而蒙迪·約翰斯通從中摘引，卻在過程中把它扭曲得面目全非。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基的理論忽略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這個早已澄清的誹謗又搬出來，可見他已經彈盡糧絕。約翰斯通重復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1905年立場的扭曲：「當時他「輕而易舉」的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即農民不需要參加革命的口號」。[9]

斯大林，以及蒙迪·約翰斯通，「輕而易舉」的忘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實際提出的口號其實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10]，就是一個涵蓋了工人及農民的口號。出現這口號的傳單，以及許多托洛茨基對他「忘掉了」的農民發出的呼吁，都可以在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境內印刷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上冊，第256頁）裡找到。

列寧的國際主義

列寧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態度是什麼？他主張農民應該由工人動員起來，以執行並落實民主反封建任務。而當工人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時，階級的矛盾將開始顯現，而農民階級中的反動派波拿巴主義趨向（列寧多次警告過這點）將被轉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為社會主義的鬥爭會被農民中最富裕的階層全力反對。蒙迪·約翰斯通卻宣稱列寧在1905年已經設想了俄國民主革命「逐漸延伸到」社會主義的過程：

「在這段時期，列寧談到了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將會在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且'今天的農民的要求一得到滿足'後開始，也可想而知的沒有預見社會主義革命會在其民主先行者發生八個月後爆發。他認為將前者過渡到後者的主要決定因素為'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歷史證明了他正確地摒棄托洛茨基基本上從（？）沙皇政權跳躍過二月革命而直達十月革命的策略（！）。」（《我思》，P. 13）

蒙迪·約翰斯通試圖捕殺托洛茨基這條魚，但在魚鉤上蠕動不安的卻是自己！他斷言不斷革命論的「基本」內容是由沙皇政權不經任何中間階段「跳躍」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胡扯。這只能證明蒙迪·約翰斯通要麼根本沒讀過托洛茨基，要麼重犯了他自己一套「科學性」、「客觀性」的舊習。我們想請教蒙迪·約翰斯通，不說別的，就說假如革命僅僅是需要從沙皇專制「跳躍「到社會主義，那革命的「持續」、「不斷」性到底在哪裡？

蒙迪·約翰斯通不甘只扭曲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立場，還等不及以同樣的方法對待列寧！約翰斯通讓列寧說一些和自己的分析極其矛盾的話，把十月革命的領袖形容成了一個愚昧的人。一方面，約翰斯通沒完沒了地重復列寧把革命看作是資產階級性的（也毫無作用，因為除了所謂延續了列寧主義傳統的斯大林主義者可恥之徒以外，所有人都承認這點）。在另一方面，他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會「逐漸延伸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看法冠在1905年的列寧頭上！讓我們看看列寧關於「民主專政」的階級性質究竟說了什麼：

 「但是，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觸動（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資本主義的基礎。它至多只能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徹底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連根鏟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狀況並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礎，最後（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燒到歐洲去。」[11]

列寧的立場鮮明，毫不含糊：下一次革命將會是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帶領。這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將土地平分給農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任何「觸動資本主義的基礎「都會導致無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民發生衝突。列寧著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與自由「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12]

對列寧來說，在俄國這麼落後，半封建的國家，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民主專政會「逐漸延伸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說法，與列寧對革命中不同階級力量比例的分析是截然相悖的。

列寧是從哪個角度來講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在上面《兩種策略》的引文中，列寧斷言俄國革命 「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是沒辦法影響資本主義的基礎的。蒙迪·約翰斯通立馬插嘴來為列寧做補充：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過渡的前提是：「我們的力量，（…） 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13]，並說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約翰斯通同志，歷史的確證明列寧是對的，但並不是按照他根本沒講過的話。讓我們省去蒙迪·約翰斯通的翻譯服務，讓列寧為自己講話。

列寧在（以上《兩種策略》的）引文之後接著是這樣寫得：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會「（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的範圍；但是這樣一種勝利，對俄國和全世界的未來的發展，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除了已經在俄國開始的革命的這種徹底勝利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毅力提高到這種程度，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得這樣短。」[14]

每字每句，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都躍然紙上。這是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 — 和現在工黨和斯大林主義的領導的節日演講大相徑庭。對列寧，俄國革命並不是自給自足的行動，不是「俄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恰恰在這點上才存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日後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列寧沒有，任何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家也沒有，考慮過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像俄國這樣落後、亞細亞式、農業性的國家。在別處列寧解釋了對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很基礎的知識：在俄國沒有轉型為社會主義的前提，盡管這些前提已經在西歐完全成熟了。列寧在《兩種策略》論辯反對孟什維克，重復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俄國革命國際意義的經典立場：

 「這裡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進報》（列寧的報紙）屢次表述過的那種思想。《前進報》說過，我們不應當害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獲得完全勝利，即實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因為這樣的勝利會使我們有可能把歐洲發動起來，而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擺脫了資產階級的桎梏，就會反過來幫助我們實現社會主義革命。」[15]

列寧對俄國即將發生的革命進行預測，其中之重點是：革命只可能是資產階級民主（而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同時因為資產階級無法勝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的帶領下開展，並激發農民大眾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余孽，創建共和國，這些成就都會對西歐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起到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西方的革命只可能是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已經積聚了極為發達的生產力，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工運也力量強大。最後，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促發俄國繼續變革，俄國工人會在歐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協助下，在與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的（部分）農民的激烈對抗中，把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約翰斯通此時急著搖頭：「這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托洛茨基主義！你曲解了列寧的意思！」根本沒有啊，約翰斯通同志。這意思很明了。讓列寧為自己說話：

「因此，在這個階段裡，（在「民主專政」的最終勝利之後）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加上一部分中等農民）組織反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
在這種條件下，俄國無產階級能夠取得第二次勝利。事業已經不是沒有希望。第二次勝利將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
歐洲的工人會告訴我們「怎樣干」，那時我們就與他們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6]

在這裡以及許多其他場合，列寧已經再清晰不過地表達了自己：「我們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完全的勝利，（會）開辟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17]

無論他怎樣翻來覆去並試著把自己的話強加在列寧上，蒙迪·約翰斯通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在1905年，列寧不僅排除了「只在俄國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概念（他對這點根本連考慮都不會考慮），甚至把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前俄國工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列寧與托洛茨基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想法之間的區別在哪呢？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對革命最基本的問題是意見相合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作用，工人和農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革命的國際意義，等等。他們的分歧來源是列寧把完成革命任務的革命民主政權描述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

托洛茨基批評了這公式的模糊性，因其沒表明哪個階級會執行專政。列寧是故意模糊的。他沒准備事先說明革命專政會是什麼形式。他連聯合政府中農民成分會占多數這個可能性都沒有排除。這樣，從一開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這公式故意具有代數性質 – 包含若干需由歷史填寫的未知數。在《兩種策略》裡，列寧解釋道：

「到一定的時候，對俄國的專制制度的鬥爭就會結束，俄國的民主革命時代就會成為過去，那時再說什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意志的統一’，說什麼民主專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想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並且會更詳細地談論這個專政。」[18]

對列寧的這一看法，托洛茨基回答道，農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起到過獨立的作用。俄國革命的命運將取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對農民大眾領導權的鬥爭的結果。農民既可以成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成為反動的工具。無論如何，革命可能的結果只有兩個：要麼是資產階級專政，後果是立即陷於沙皇專制的反動；要麼是於貧農聯盟下的無產階級專政。

革命的政權，當其中工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占主導地位，不可能半途而廢只把自己局限於資產階級性的工作，而不可避免地會從資產階級革命工作轉向社會主義革命工作。為了生存，革命專政必須與國內外反動勢力作戰。此後，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寧的觀點，俄國革命的勝利會給西方社會主義革命極大的動力，而西方革命會支援俄國的工人政權並完成社會主義蛻變。

這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1905年的不斷革命論的「滔天大罪」！據蒙迪·約翰斯通所說，托洛茨基是因為事先預測了1917年真正發生的事，因為解釋了工人階級最終會手握政權的必然邏輯，才導致他被「排在黨外「！但我們已經看到，在1905年就連列寧對這一問題都沒有把握。

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中，只有托洛茨基預言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會建立在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

「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比發展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權。（…） 我們認為，俄國革命將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政權有可能（在革命勝利時應該）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政客們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轉到無產階級手中。」[19]

這真的就如據蒙迪·約翰斯通所斷言得一樣，表示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托洛茨基親自解釋：

「20世紀初發生的這場（俄國）革命，就其直接客觀任務而言也帶有資產階級性質 （本書作者的重點），卻出現了無產階級在最近的將來取得政治統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無產階級的任務，是使這種統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現實主義庸人所希望的那樣，僅僅成為暫時的「插曲」。現在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階級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現有世界歷史條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給自己開辟一個在打破這些界限之後取勝的前景呢？我們面臨著一個重大策略問題：我們是不是該在革命發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時候，自覺地為這個目標而鬥爭，或者我們應該把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工人政權當作一種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20]

托洛茨基的這幾句話真的是衝著列寧說的嗎，約翰斯通同志？還是對著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畏懼工人階級獨立活動和其後果的「務實派庸人」？在這幾句話裡，約翰斯通同志堅持所謂的不斷革命論的核心——從沙皇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跳躍」——到底出現在哪裡？

說到底，托洛茨基在1905年預測了俄國的資產階級將無法扮演革命性的角色。革命的發展將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致使工人在一部分農民的支持下奪取政權。只有工農政府才能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性任務。但一旦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他們不會把政權讓還給資產階級或小資階級。無產階級必須為了穩固政權而采取從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前進到社會主義的措施。也就是說，在托洛茨基眼裡，革命政府的形式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毫不手軟地與國內的反動勢力交戰，而為此必須激勵西方的社會主義工人前來支援。托洛茨基像列寧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狹隘的眼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像「社會主義的前提在俄國不存在，所以革命應局限在資產階級性的範圍中」這樣的機會主義信條，托洛茨基和列寧回答並強調社會主義的前提在世界規模上完全成熟。這兩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把俄國革命設想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環節。 

實踐中的不斷革命論（一）

由馬克思主義者在1917年前提出的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所有理論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籠統性和條件性。這不是紙上談兵或者占星術，而是假設，目的是為運動提供行動的指南，提供方針，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任務。

這些理論是否正確，不能夠按照研究1905年的論戰來衡量，而應根據實際發生的事件來判斷。恩格斯非常喜歡這句諺語：「實踐是最好的檢驗」，列寧則常常引用歌德的話：「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常青」。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任何革命理論只能靠革命本身的經驗來驗證。

1917年的經驗鮮明地證實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於資產階級的假設：他們將起到懦弱的、反革命的角色，這可見於二月革命之後上台的臨時政府的行為。列寧和托洛茨基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深刻把握，相互獨立地馬上理解了克倫斯基政權的意義以及工人應對其采取的態度。列寧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紐約，同時達到了相同的結論：必須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由工人階級推翻它。

那些「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他們所有人都提倡了支持臨時政府。所有布爾什維克的干部，按照蒙迪·約翰斯通的話來講，他們都 「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但在在這一整個時期內，這批人沒有一個在各種事件的決定性考驗中站出來。我們要問蒙迪·約翰斯通：先前一整時期的准備工作是為了什麼？如果在關鍵時刻，所有 「老布爾什維克」都臨陣退縮了，那列寧這「十三、十四年」為了建立一個 「穩定和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鬥爭又是為了什麼？

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寫道：

「如果孟什維克們抽像地由 ‘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開始，在奪取政權前就讓整個無產階級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行為相適應的思維，那布爾什維克們同時也是以一個同樣貧瘠而抽像的 ‘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出發，達到了已經掌權的無產階級卻還把自己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圍內的觀點。而的確，在這方面他們之間有著一個非常重大的差別:現在孟什維克主義內的反革命一派已經表露無遺，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險的可能性。。」[21]

蒙迪·約翰斯通把這段話的最後兩句割裂後，試圖以此證明托洛茨基對列寧的立場的敵對。實際上，在這段話裡，托洛茨基在1909年正確地預見了在1917年由於「老布爾什維克」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口號加以反革命的詮釋而導致了布爾什維克黨隊伍中的危機。

當列寧把他著名的，呼吁推翻臨時政府的《四月提綱》提交給黨時，這文件是僅以他個人的名義發表的：黨內沒有一個「領導」願意把自己和一個與所有自從二月革命之後他們公布的言論、宣言、文章和演講截然相反的觀點聯系起來。在列寧的政綱發表後的第二天，加米涅夫馬上在《真理報》裡寫了一篇題為「我們的分歧」的社論，在其中他強調《四月提綱》僅代表列寧的」個人觀點「。社論是這樣收尾的：

「關於列寧的整體計劃，看來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因為它以預設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結束為出發點，並企圖將革命立即轉為社會主義革命。」[22]

讀者們請注意：這不是列寧在反駁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而是「老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指控列寧犯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滔天大罪！加米涅夫等人在1917年的論點讀起來似乎是在誇張普列漢諾夫在1906年斯德哥爾摩大會說過的話：無產階級勢必會在無產階級性的革命裡奪取政權，但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我們的義務是不該奪取政權！兜了一圈又回原處，而」老布爾什維克「的」迷惑「在1917年表現在回到了孟什維克陳舊的改良主義思路。列寧的」代數方程「讓這樣的誤解有機可乘，而托洛茨基的「代數」公式則十分清晰。

馬克思早就注意到機會主義時常試圖用過時的、已經失去革命效用的革命口號的衣裳來遮蓋自己。「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也如此，他們試圖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之口號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列寧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道：

 「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和主張總的說來已得到歷史充分的證實；但是具體實現的結果與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23]

蒙迪·約翰斯通復制了這段話，但沒解釋語境，以證明列寧在1917仍然堅持捍衛了「民主專政」的觀念。但這段引文出自的整篇文章——《論策略書》——是對加米涅夫等人的論戰，目的是證明恰恰相反的論點！蒙迪·約翰斯通的引用是不准確的。他把兩個重點結合在一起，盡管它們在原文中是由一整段話相分隔的，這段話如下：

「忽略或忘記這一事實，就會重蹈我黨歷史上不止一次起過可悲作用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覆轍，他們只會無謂地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現實的特點。」[24]

約翰斯通「不經意地」從他的引文中間遺漏的這一小段把整個問題完全概括了。列寧試圖向「老布爾什維克」解釋「民主專政」的口號不是什麼「超越歷史的公式」，不能不顧階級鬥爭的實際發展，不分場合到處念經。

列寧一再強調世上沒有抽像的事實，只有具體的事實。試圖以反復重申一個早已失去效用的口號來尋求救贖，這等於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從革命必要的任務撤退到空洞的教條主義。歷史實際上交給我們的 「民主專政」 的具體表現，是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它發動了帝國主義兼並戰爭，它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認真地提出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務。 「民主專政」這代數公式是由歷史以純粹負面的內容來填滿的。

蒙迪·約翰斯通在一番橫三豎四後，試圖說明克倫斯基政府代表了列寧在1905年預見的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實現。先別著急，約翰斯通同志！列寧在《兩種策略》的概述中所詮釋的民主專政的任務是什麼？首要的，是對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基於土地國有化；其二，是以普遍選舉和立憲會議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其三），常備軍由武裝的人民所替代。在這以外，在1917年的主導環境下，還要要求立即締結民主的和約。難道不是這樣嗎，約翰斯通同志？那麼，如果克倫斯基政府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權），為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何一個基本任務都沒有、也不可能有被這政權解決？

蒙迪·約翰斯通把他自己和讀者們同時迷惑了，他爭辯說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 「托洛茨基並無意否定這件事」)，但同時，卻也解決不了任何哪怕只是一項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約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確實無意否定你所說。列寧與托洛茨基都明白，克倫斯基政府是不會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正因為這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工人與農民的政府。只有與貧農結盟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開始解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蒙迪·約翰斯通以一種說得好聽一點的話 「最特別」的推理模式爭辯道: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並不是如托洛茨基所預料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國家的革命，而是像列寧所預料到的一樣，是工人和農民為了推翻沙皇政權而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權力並沒有傳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由代表工農民主專政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部分的士兵是農民）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間共享，而前者自願地臣服於後者（!!）。」（《我思》，P. 11）

好極了！二月革命是一場工人與農民將他們的優勢「自願地」交給資本家而執行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問題是:工人與農民是如何像 「列寧所預測」 的一樣， 必然要扮演，也確實扮演了「自願地」將政權交給資產階級這樣反革命的角色？列寧自己給出了答案。在回應那些們擅自斷言無產階級必須遵守 「歷史階級的鐵則」，無法 「跳過二月革命」，必須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以暢談 「客觀條件」用來試圖掩飾他們的軟弱、混亂與無能份子們時，列寧譏諷地回應道:

「為什麼沒有掌握政權？斯切克洛夫說因為這個，因為那個。這都是胡說。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這一點應當承認；物質力量雖然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但是資產階級卻是自覺的和有准備的。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須公開地、坦率地承認這個事實，並且向人民說明，沒有掌握政權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和沒有覺悟。」[25]

工人們沒有任何 「客觀」的理由—當他們掌握政權時—在1917年2月不將資產階級擠到一旁去，除非他們沒有准備，並缺乏組織與覺悟。但如列寧所解釋的一樣，會造成這種結果完全是因為那些自許為工農政黨的人們對革命的巨大背叛。沒有蘇維埃內部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臨時政府哪怕只是一個小時也撐不了。對於那些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當中，將布爾什維克本身和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掛鉤，使群眾迷惑並阻礙了通向政權的道路的份子們，列寧給予了最嚴厲的批評。

為了質疑和列寧立場相同的托洛茨基，蒙迪·約翰斯通只是複頌加米涅夫與其同黨所有的在1917年反對列寧的陳詞濫調。他企圖把 「民主專政」的口號與不斷革命相對立的意圖，其不誠實的態度已經明顯到可笑的地步。可見，他試圖保衛這個口號而用來搜刮引言的重要著作——《論策略書》——恰好是列寧要從頭到尾埋葬這個口號的著作之一:

「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也可以叫作‘老布爾什維克’保管庫）。」[26]

談及工人階級的實力，以及臨時政府的無能，列寧指出:

「這個事實是舊公式包括不了的。應當善於使公式適應實際生活，而不是重復一些已經失去意義的關於一般「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的詞句。」[27]

再一次：

「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有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呢？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僵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28]

蒙迪·約翰斯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列寧本人在1917年4月就完全丟棄了 「民主專政」的口號。誰有意堅持此道，那他不是為了保衛 「列寧主義」而對抗 「托洛茨基主義」，而是為了掩飾他們自己丟人現眼的向孟什維克改良主義的投降。而列寧如果在1917年就公然的鄙視某些人試圖復活 「僵死...喪失意義...老舊」的 「工農民主專政」 公式的行為，那對於我們看到的約翰斯通，以及在五十年後，為了他們自己的犬儒主義與反革命目的，而持續濫用口號的所謂的共產黨領袖們，我們又該說什麼好呢？

實踐中的不斷革命論（二）

如果列寧在1917年前的著作很少談到不斷革命的理論，在那之後也不會有了。在列寧還在世時，共產國際就在蘇俄出版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書籍並翻譯成各國語言，這並沒有遭到列寧或傳說中的 「中央委員會多數委員」的一句抗議或批判。然而在經過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所出版的 《列寧全集》，在如下文字裡有一段對托洛茨基的腳注:

「在1905革命之前他開拓了自己獨特的，現在已經被證實和擁護的著名理論，也就是不斷革命論。他斷言1905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會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並且會是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步。」[29]

這段話清楚的描述了沒被約翰斯通扭曲的不斷革命論。在十月革命後不斷革命論 「受到格外擁護」了，因為它提前並准確的預期了1917年的事件。

在文章的第14-15頁，蒙迪·約翰斯通意圖以他慣常的 「公正」片段式的引用手法，來質疑不斷革命論：

「吊詭的是，在列寧從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間的寫作和演說，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內占了23本的著作內，我們完全找不到任何有關列寧‘轉移到’托洛茨基對於‘不斷革命’看法的蛛絲馬跡，而且列寧是從來不吝嗇承認過去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認了與他對立觀點的正確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對派政綱》，也就是被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出版社在英國再版，並被喻為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發展的指標」內，我們看到了重復托洛茨基及其共產國際內黨羽們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聲明：‘托洛茨基曾向共產國際聲明，在所有他和列寧爭論過的原則問題上，列寧是正確的——特別是在不斷革命和農民問題上。’ 在他給同為‘老左翼反對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論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認道：‘1917年2月以前，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是歷史進步的口號。’就連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他也提到列寧用‘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方式來攻擊工人在農民支持下向社會主義專政前進的問題，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聲明‘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險性。’」（《我思》，P. 14-15）

約翰斯通提出列寧1917年後在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上缺乏評論，但這個論點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列寧在理論問題上一向是十分謹慎。他不會允許在任何重要議題上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如果他在1917年後沒有評論不斷革命論，如果他允許托洛茨基出版在這一問題上的著作而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同時在列寧本人的著作全集中公開批了一條注腳表達了對這一理論的同意，只能說明在十月革命之後，他在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上，大致都與托洛茨基持相同意見。如我們所解釋，並不是列寧被托洛茨基 「同化了」 。1917年後，之前他們在俄國革命的評論上的分岐（這些分岐的性質通常都是次要的），不再有什麼純粹的歷史意義。至於所謂的 「錯誤」，托洛茨基一直都勇於承認他自己的錯誤，並且將他們解釋清楚 （這和今日的共產黨領袖大相徑庭!） 我們之前已經表明了托洛茨基是如何解釋自己在布爾什維克黨問題上他所犯的錯誤。就不斷革命論來說，托洛茨基唯一的 「錯誤」 就是他所有的理論都被實踐所證明了，而斯大林主義者絕對無法原諒這一點。

事實上，約翰斯通和其他共產黨 「理論家」 在批判不斷革命論的障眼法下，所攻擊的正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身的革命性質。1924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以及斯大林為了他們自己山頭的利益，可笑地發明了 「托洛茨基主義」 用來對抗托洛茨基。他們有著強大的國家機關與黨機關官僚的支持，看起來革命的動蕩已經結束，他們能享用那些偷來的特權的和平與 「秩序」的時期即將開始。然而，斯大林對一國社會主義 「理論」 的擁護，是由列寧國際主義精神教育的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所不能容忍的，他們最終與斯大林分道揚鑣，但為時已晚。官僚更加堅定地跟隨斯大林派系與一國社會主義 「理論」。他們憤怒和惡毒地對「托洛茨基主義」 和 「不斷革命」 展開的一系列攻擊，只能表現出他們對於對於自身物質利益有所衝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否定

至於他從《反對派政綱》所引用的材料，約翰斯通明白這份文件並非是托洛茨基個人觀點的聲明，而是整個左翼反對派的聲明，包括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當中有對斯大林主義鬥爭中一些基本問題的共識——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工人民主、國際主義，等等——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仍然持反對立場。約翰斯通所引用的不斷革論的部份，是少數之一托洛茨基反對，然而在反對派投票中輸給了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為了維持反對派團結一致對抗斯大林，托洛茨基同意這了這一點。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一貫保衛自己的理論，但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不願接受，部份原因是他們在十月革命中對於 「工農民主專政」 問題時扮演的角色。

至於引用自《致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信》，讀者們會看到這封信與不斷革命論之間毫無矛盾之處。托洛茨基始終認為，在對抗孟什維克時列寧的立場是進步並與自己相近的。在《十月的教訓》中這一點表現的非常清楚: 蒙迪·約翰斯通從這一小冊子中引用 （用他一貫的 「簡短方式」），但他沒有解釋這部著作為什麼並且是在何時誕生的，也沒有解釋這部作品到底是關於什麼的。這一著作於1923年德國的革命運動慘敗之後寫成，而這次失敗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斯大林與季洛維也夫的失職。

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中解釋了，由於資產階級 「輿論」 的巨大壓力，就算是最堅定的革命領導階層，在革命情勢中也會出現危機的必然性。恩格斯也曾解釋有時革命需要幾十年的積累，而在短短幾天中爆發出來; 如果革命領導階層無法掌握情況中的優勢，可能又要等上下一個十年二十年才有另一個起義的情勢。近代史中滿滿都是例子，盡管人們在蒙迪·約翰斯通的著作中，甚至那些發現並相信 「孟什維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的共產黨的傳奇故事裡頭不會找到這些例子。

托洛茨基解釋了德國共產黨領袖當時做出的行動，以及在1917年2月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偷換成孟什維克主義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領導階層的所作所為。在1917年機會主義者用口實不一的理論來維護他們的立場—包括 「工農民主專政」 的口號。機會主義者永遠不缺乏這些或那些方便的 「理論」 來為自己的軟弱開脫: 因此共產黨 「理論家」 在解釋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出賣行徑時，退化到了扭曲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導言這種方式，八十年來，這份導言甚至被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者用來質疑革命主義!

為了擺脫約翰斯通同志大無畏的 「客觀性」 的強加性質，我們引用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所有關於 「工農民主專政」 的說法:

「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個「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正如以後整個發展所表明，只有把這個公式作為走向依靠農民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一個階段來看，才是有意義的。列寧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是完全和徹底抵制孟什維克的公式的。根據孟什維克的公式，俄國只能重演先進民族的歷史，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居於反對黨的地位。然而，我們黨內有某些人，在列寧這個公式上所著重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著重在它的民主性上，並把它同社會主義性對立起來。這樣一來，又無異表明：俄國作為一個落後的國家，只能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在西方開始。我們只能在英國、法國、德國之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樣提出問題，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維主義。這種情況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來。當時，革命的任務已經不是預言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了。

在革命的現實條件下，站在把民主實行到底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主義「為時尚早」，這在政治上就是從無產階級立場退到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30]

1917的俄國發生了什麼事？據蒙迪·約翰斯通所言，二月革命標示著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的完成，而十月革命標示的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完成。但一方面，二月革命沒有解決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最先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措施，特別是土地革命。蒙迪約翰斯通試圖掩蓋自己的迷惑 （同時把讀者們也給搞糊塗了!），拼死抓住列寧的只字片語任意妄為，並完全不正確地把列寧1905年寫作的片段與1917年列寧對抗 「資深布爾什維克」的論戰拼湊起來! 我們要問約翰斯通同志: 當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法完成它眼前最基本的問題時，它怎麼可能已經勝利了？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要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和平、土地，面包）為社會主義革命獲取支持？

惱羞成怒下，蒙迪·約翰斯通脫口而出:

 「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仍然需要由無產者領導的十月革命來執行。」 （《我思》，P. 12）

約翰斯通同志，十月革命的確做到了這些任務！但這正好就是 「邪魔歪道的」 不斷革命論 。在十月革命中，與貧農結盟的無產階級首先解決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再來，馬不停蹄的，直接執行社會主義的措施。這就是俄國革命的「不間斷」的性質。

我們也該問問蒙迪·約翰斯通 「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沒有被嘗試或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是些什麼？是把土地分給農民嗎？不是。帶來以民主為基礎的和平嗎？也不是。甚至沒有建立一個正經的民主制度！ 廢除君主制嗎？但就連這也沒有: 俄國的 「民主」 英雄們企圖建立的是君主立憲制。

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 「盟友」，約翰斯通對他們的 「成就」 佩服的五體投地，但這些所謂的成就都一再的被列寧撕開了偽裝，並公開譏笑他們的無能:

「這些膽小鬼、空談家、妄自尊大的納爾蘇修斯和哈姆雷特總是揮舞紙劍，可是連君主制都沒有消滅！我們卻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更干淨地掃除了。我們沒有讓等級制這個古老的建築留下一磚一瓦（英、法、德這些最先進的國家至今還沒有消除等級制的遺跡！）。等級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土
地占有制方面的殘余，也被我們徹底鏟除了。偉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終」會有怎樣的結果，這個問題「可以爭論」（國外有足夠的著作家、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來爭論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願把時間花在這些爭論上，因為我們正在用鬥爭來解決這種爭論以及與此有關的許多爭論。然而有一件事實是無可爭辯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與保持農奴制傳統的地主「妥協了」八個月，而我們在幾星期內就把這些地主連同他們的一切傳統都從俄國的土地上徹底掃除了。」[31]

1917年工人們所贏得的民主權利是他們自己鬥爭的結果，不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 「小哈姆雷特」 們所給予的 「禮物」 ！事實上，在臨時政府的 「民主」 外表下 （十分類似之後法國和西班牙的 「人民陣線」 政府）反動勢力正在蘊釀一場針對 「走得太遠」 的群眾運動的血腥回擊。1917年8月到9月間，科爾尼洛夫反革命的政變意圖，受到了資產階級的鼓勵於支持，充分表現了俄國資產階級腐朽的趨勢。為了決定性的擊敗反動勢力，以及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執行，工人與農民從奸詐又優柔寡斷的 「民主派」 們顫抖的手中奪取權力的韁繩是必要的。這是今日 「共產主義」 領袖們仍然堅決拒絕學習的一堂課; 他們在希腊，西班牙和法國，以及各地推廣的 「人民陣線主義」 會造成工人階級新的血淋淋的失敗，除非他們完全與 「孟什維克階級合作主義」 的政策劃清界限。

在二月革命中沙皇制度之所以能被推翻，正是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和他們的農民盟友的功勞。至於資產階級與其各個 「自由主義民主」 政黨，什麼角色都沒扮演。實質上，政權已經掌握在了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臨時政府被架空，所有實際支持的基礎都被奪走了，除了那些孟什維克懦弱的讀書會成員與社會革命黨人准備向臨時政府 「自動投降」 ! 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了解到的，真正必要的是將工人與農民組織起來將這個由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出賣所造成的 「雙重政權」 轉變成真正的工人政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解釋過1848年革命裡德國資產階級所扮演的懦弱和反革命的角色， 以及它對於在它背後來勢洶洶，與封建制度與專制制度做鬥爭的工人階級運動所感到的恐懼。六十年後，俄國資產階級甚至無法模仿它的兄弟階級 （法國資產階級）在1789年的英雄氣概。在《俄國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解釋道，俄國資本主義系統的停滯不前，將俄國資產階級扮演革命性角色的可能性排除掉了。一方面，利用向西歐學習的科技優勢，俄國工業伴隨著大量工人的湧入，他們生活在險惡的條件下，並且高度集中在少數的城市中，而在大型革命浪潮的事件中，一個新的巴黎公社幽靈正在讓資產階級輾轉難眠。

另一方面，俄國資產階級過份的依賴國際資本的投資與信貸:

 「俄國工業發生的條件及其結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社會性質及其政治面目。工業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資本家的上層與民眾之間，並無許多中間階層。此外我們還得說明一點：最重要的工廠、銀行與運輸機關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國人，他們不僅從俄國吸取了利潤，而且還因此在各個外國議會中獲得了自己的政治勢力；他們不僅不促進俄國議會制度的鬥爭，而且還時常表示反對；人們只叫記一記法國官方所起過的可恥作用就夠了。這些就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孤立與反民眾性的基本的與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歷史的曙光期，俄國資產階級還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當它應該起來領導革命之時，卻是過度成熟了。」[32]

這些性質並不是俄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 雖然有極小的不同，它們和所有的半殖民地落後國家的 「民族」 資產階級有著一個相同的特征。列寧嘲弄孟什維克的階級合作主義 — 他們的 「人民陣線主義」 （事實上就是這樣，雖然孟什維克沒有用過這個詞)）— 他們意圖要讓自己迎合所謂的 「自由派資產階級民主」 政黨，在對抗專制制度的鬥爭中迎合 「 進步資產階級」 勢力的頌詞。如果列寧他能見證今日世界各地如在希腊、西班牙、印尼、印度的共產黨更加顯著的階級合作主義，他會說什麼呢？然而，仍然沒有任何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敢在資產階級民主政客的面前面對面的追求一個獨立的，列寧主義的階級政策。

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的那些 「理論家」 — 包括蒙迪·約翰斯通，所不斷複頌的「階段論」，是對列寧主義思想粗糙且機械式改編後的一幅搞笑漫畫。約翰斯通如何解釋1918年的德國革命，或者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前者，德國工人已然在一場沒見血的革命中奪取政權，卻被躲在 「資產階級民主」 革命性質 「大義」 下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出賣，最終 「自願投降」 （!） 把政治權利交給了資產階級！這是所謂的如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所宣稱的，德國革命的 「民主革命階段」 嗎？約翰斯通同志？如果是，那列寧又為何聲討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背叛呢？

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了1920年的意大利，盛大的靜坐罷工潮造就了革命的情勢: 但社會主義領袖們沒有明確的提出革命的前進路線，而讓意大利工人走向失敗，並直接導致墨索裡尼的崛起。如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他們以 「群眾還沒准備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為理由為自己開脫。但如果列寧能痛擊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在執行革命性綱領方面的完全失敗，對於比1920年意大利的運動還要深刻，還要廣泛的1968年法國5月風暴大罷工中那些法國共產黨的 「領導」，列寧又會怎樣評論？

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總是把失敗的責任歸咎到，據稱對於社會主義 「還沒准備好」 的群眾身上。但過去五十年的歷史一次又一次的展現了工人階級鬥爭的意願，以及為了社會變革所做出英勇犧牲。1968年的共產黨 「理論家們」 問: 「為何總是怪罪到領袖們身上呢？」，呼應了1918-1920年間考茨基（Karl Kautsky）、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 以及賽拉提（Giacinto Serrati）這類人義憤填膺的言詞。對於已經不相信工人階級擁有改變社會的能力的傲慢的官僚來說，他們無法去想像他們患有的「議會迷信」不治之症與群眾遭遇的失敗有著任何關聯，沒有有所覺悟的革命性領導，他們無法將他們的運動貫徹到底，到勝利。

共產黨領袖們在這一切裡得到了什麼教訓？蒙迪·約翰斯通引用了一些列寧的論戰的片段。但他卻沒有選擇許多列寧對抗那些試圖讓俄國無產階級與 「自由派」 資產階級互相配合的孟什維克的言論。為什麼他不引用列寧對階級合作主義的無數次攻擊，以及他對革命工人和農民是貫徹民主革命的唯一階級的堅持？

很顯然，蒙迪·約翰斯通在所有列寧的作品裡，只看到一長串對不斷革命這異端邪說的聲討。他絲毫看不出關於在1925-1927年斯大林在中國進行的愚昧孟什維克政策，也看不出這些作品和1930年代古巴共產黨支持巴蒂斯塔政權做為 「進步反美勢力」 並譴責卡斯特羅為一個 「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者」 這些事件之間的關聯，而伊拉克共產黨則稱呼卡塞姆為一位偉大的掌舵人，直到卡塞姆開始射殺並埋藏他們！ 蘇聯的同志們對伊朗 「進步的」 的國王進行了睦鄰友好的政策， 包括將政治難民出賣給行刑隊。印尼的同志和他們的 「列寧主義」 政策以及他們的 「工農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先進貴族階級和所有愛國先進分子的大聯盟」 在 「進步」 的獨裁者蘇加諾面前阿諛奉承，最終導致上百萬共產主義者毫無抵抗能力的慘遭殺害。中國與俄國爭先恐後的贊揚那位 「英勇的反帝國主義鬥士」 阿尤布·汗，直到後來卻被巴基斯坦的工人農民所推翻。

這些只是少數幾個今日 「共產黨」 領導階層 「列寧主義」 方針的案例。在 「保持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忠誠」 的口號下，他們在各處力求階級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稱之為 「對孟什維克主義滑稽和可笑的模仿」。

英國共產黨與共青團的許多同志，被約翰斯通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腦內補完搞糊塗了。在此我們希望某些重點已經得到澄清。不斷革命論不是蒙迪約翰斯通所展現的復雜和枯燥的理論，而是整個俄國十月革命的革命運動經驗的總結。沒有對這些問題的透徹了解，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無法找到他對於現今世界局勢的認知。印尼，希腊，巴基斯坦的悲劇會再次重復。所有認真嚴肅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學習這些事件的教訓，認真學習理論，以為未來他們在英國和國際上將會扮演的角色做准備。

注釋

[1]譯者注：有時又稱「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2]馬克思與恩格斯，中文版全集，《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1卷，《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民主革命的規模是否會因為資產階級退出而縮小？」，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2.htm

[4]同上

[5]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革命和無產階級」， 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托洛茨基轉摘自門捷列耶夫（《了解俄國》1906年版，第10頁 ）

[6]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1789 — 1848 — 190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4.htm

[7]譯者注：德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早年在革命派陣營，反對改良派修正主義，後來不幸墮落，背叛了革命事業並成為大資本家。

[8]譯者注：中文全稱《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9]斯大林，中文版全集，第六卷，「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P. 310-34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0]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第四章，「不斷革命論在實踐中是怎樣的？」，林驤華、伊陽明、範毓民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4.htm. 譯者注：「人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泛指工人階級加上受壓迫的廣大農民，與中國常用的「勞苦大眾」近義「地方自治局」（Zemtsvo）是權利十分有限的地方機構，由鄉區地方的自由派貴族統治。

[11]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是從哪個方面來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2]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3.htm

[13]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譯者注：我們可見約翰斯通在解釋列寧寫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的段落時，利用的證據是來自列寧另一篇文章的，從上下文撕裂的一句話，雖然兩篇文章的背景、語境等等都不相同。

[1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是從哪個方面來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5]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作者的重點

[1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革命的階段、方向和前途「,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32.htm

[1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結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3.htm

[18]列寧，「‘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作者的強調)

[19]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革命和無產階級」，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20]同上，作者的重點

[21]托洛茨基，《1905》，英文版，P. 285，本書譯者譯

[22]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P. 91，本書譯者譯

[2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4]同上

[2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6.htm，作者的重點

[2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9卷，《論策略書》，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8]同上

[29]列寧，俄文版全集，第14卷，1921年第一版，第二部分，P. 481- 482，本書譯者按作者英語譯文譯

[30]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工農民主專政 —— 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3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

[3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章，「二月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