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主义 Share Tweet1926年2月3日，列昂·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红场俱乐部发表了题为《论文化》的演讲。随后，他将这次演讲和他发表的其他演讲整理成以下文章，并在同年晚些时候首次发表在《红壤》上。以下发表的是布莱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的英文译文，该译文首次发表于1962年秋季的《劳动评论》。（本文原文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46期，译者：迷你虾饺）在这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中，托洛茨基阐述了技术发展与人类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接着探讨了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为试图在孤立和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苏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1.技术与文化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化曾经意味着耕耘过的田地，而不是未经开发的森林和处女地。文化与自然是并列的，也就是说，经由人类努力达成的成就与自然的馈赠形成了对照。时至今日，这种并列关系在根本上仍然具有力量。文化是人类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创造、建立、吸收和实现的一切，与自然所赋予的一切形成对比，包括人类本身作为动物物种的自然历史。研究人类作为动物进化产物的科学被称为人类学。但是，从人类将自己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那一刻起——这大约发生在人类第一次拿起石头或棍棒等原始工具并用它们武装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时候——从那时起，文化的创造和积累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为了安定自然而创造和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当我们谈论历代积累的文化时，我们有意识的将其放置在工具、机器、建筑、纪念碑等形式的物质财富上。这是文化吗？毫无疑问，这是文化，或者说它的物质沉淀——物质文化。它在自然的基础上为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日常的存在和我们的创造力创造了基本的环境。但是，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在人类自身意识中的积淀——我们的手法、习俗、技能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它们从之前所有的物质文化中生长出来，并在其基础上继续衍生。这样，同志们，我们就可以坚定地认为：文化是在人类为生存、为改善生活条件、为提高自身能力而与自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阶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在与其敌对力量的抗争中，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阶级组织。正是社会的阶级结构对人类历史的内容和形式，即人类历史的物质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反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说，也就是在说历史文化具有阶级性质。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其间又有多种过渡形式。历史社会是人对人的剥削的组织。文化为社会的阶级组织服务。剥削社会就会催生剥削文化。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反对过去的一切文化呢？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通过人类的努力而赢得、创造和建设的一切，以及有助于提升人类力量的一切——都是文化。但是，既然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人而不是个体人；既然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然历史社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社会，那么文化就会作为阶级压迫的基本工具而展开。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句话也适用于整个文化。然而，我们却对工人阶级说：你们必须掌握过去的一切文化，否则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许多人在这一矛盾上绊了一跤，他们之所以经常绊跤，是因为他们肤浅地、半唯心地对待阶级社会的概念，忘记了从根本上而言这是对生产的组织。每个阶级社会都是根据与自然斗争的特定手段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手段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哪个更根本：社会的阶级组织还是其生产力？生产力，毫无疑问。因为正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阶级才得以发展和自我改造。生产力体现了人类物化的经济技能，体现了人类确保自身生存的历史能力。阶级在这个动态的的基础上发展，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文化的特征。因此，关于科技，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科技仅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吗？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能立刻回答：不，技术是人类的基本征服；尽管它迄今为止一直是剥削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被剥削者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机器扼杀了工资奴隶。但工资奴隶只有通过机器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历史进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增长——它将人类从自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全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以便通过在团结的原则上重建生活来提升自我。“是文化驱动科技，还是科技驱动文化？”——我面前的一张纸条上这样问道。这个问题提得不对。科技不能与文化相对立，因为科技是文化的主要动力。没有科技就没有文化。科技的发展推动着文化的进步。但是，在科技兴起的基础上的科学和大众文化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这里存在着辩证式的互动关系。同志们，如果你们需要一个简单而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科技本身所蕴含的矛盾，那么你们找不到比铁路更好的例子了。如果你仔细观察欧洲的客运列车，就会看到“不同的舱位等级”的车厢。这些等级让我们想起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头等舱是给特权精英的，二等舱是给中等资产阶级的，三等舱给小资产阶级，四等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前正是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就铁路本身而言，它是人类在文化和技术上的一次巨大征服，在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但是，社会的阶级结构甚至会影响交通工具的结构。而我们的苏联铁路距离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车厢，还因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为平等做准备，而不是创造平等。在铁路出现之前，文明拥挤在海边和大河两岸。铁路将整个大陆引入了资本主义文化。俄罗斯乡村落后和被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铁路、高速公路和通道。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多数村庄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伟大盟友，同时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距离。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最重要的是要有交流。交通工具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每一条新的铁路线都是一条通往文化的道路，在我们的条件下，也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再次，随着运输工具技术的提高和国家的繁荣，铁路的社会面貌也将发生变化：“阶级”的划分将消失，每个人都将乘坐舒适的列车......如果到那时人们仍然宁愿乘坐火车，而不是乘坐人人都能乘坐的飞机的话。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军国主义的工具，毁灭的手段。在这一领域，社会的阶级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和令人厌恶。无论是爆炸物还是有毒物质，没有一种破坏性工具的发现本身不是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就。爆炸物或有毒物质也可以用于创造性目的，而不仅仅是破坏性目的。它们在发现和发明领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只有彻底粉碎旧的阶级统治机器，才能夺取国家政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果断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在建立新机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在一定乃至很大程度上使用旧机器中的部分元素。国家机器的进一步社会主义重建与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都密不可分。我们无需摧毁科技。无产阶级占有了资产阶级装备的工厂，而且是以革命推翻当时的形式占有的。旧设备为我们服务至今。这种情况最清楚、最直接地表明，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一“遗产”。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毕竟，革命正是为了夺取这一“遗产”而进行的。然而，就我们夺取它的形式而言，旧技术完全不适合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结晶。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对利润的追逐、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地区的落后、农业的小规模、人力资源的浪费，所有这些在技术领域都体现在铁和铜上。但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可以通过革命一击粉碎，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机器却只能逐步重建。在旧设备的基础上完成恢复时期的工作，只能使我们迈入这一宏伟任务的门槛。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完成它。2.精神文化的遗产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一样具有矛盾性。正如我们从物质文化的武器库和仓库中拿出的不是弓箭、石器或青铜时代的工具，而是最新技术的最佳工具一样，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精神文化。宗教是旧社会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它是人类知识和团结的最重要形式；但这种形式最能体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和在社会中的无能为力。我们正在彻底扫除宗教及其所有替代品。哲学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从阶级社会创造的哲学中吸收两个宝贵的元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是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中，马克思的方法诞生了，并且产生了相应的体系。这种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基础。如果我们转而讨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那么在这里，我们绝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命中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知识和技能的宝库。诚然，人们可以指出，在以认知现实为目标的科学中，存在着许多倾向性的阶级杂质。完全正确！如果说连铁路都显示出一些人的特权地位和另一些人的贫困，那么科学更是如此，因为科学的材料比用来制造火车车厢的金属和木材要灵活得多。但我们必须牢记，科学创造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了解自然以掌握自然力量的需要所滋养的。尽管阶级利益已经并将继续在自然科学中引入错误倾向，但这种伪造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它就开始直接阻碍技术进步。如果你从头开始考察自然科学，从积累基本事实的领域到最高级和最复杂的概括，那么你就会发现，科学调查越是实证化，越是贴近材料和事实，它所得出的结果就越是无可争议。概括的范围越广，自然科学就越接近哲学范畴，就越容易受到阶级特性的影响。社会科学和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糟糕。当然，即使在这里，“知其然”的欲望也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才有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睿智的学派。但是，社会科学中的阶级利益比自然科学中的阶级利益更直接、更迫切，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思想发展很快就停滞了。然而，在这一领域，我们共产主义者比任何其他领域的人都更有力量。被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唤醒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以资产阶级科学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方法，并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无与伦比的应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整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每走一步，最庸俗的学术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庸人的倾向都会从古老的知识“宝库”中迸发出来，进入我们的日常实践，在过渡时期无定形的矛盾关系中为自己寻找养料。但即使在这一领域，我们也有不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标准，这些标准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验证和丰富。我们越是不局限于今天的经验，越是广泛地把世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把它的基本趋势从连续的变化中区分开来，我们就越能决定性地战胜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般的法律、道德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资产阶级科学的状况甚至比经济学领域的状况更加可悲（如果比后者还要糟糕是可能的话）。在这些领域，人们只有在翻遍几十个教授的粪堆之后，才能找到一颗真正知识的小珍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要素。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像一把随时可用的万能钥匙一样应用于任何知识领域。辩证法不能强加于事实，它必须从事实中、从事实的本质和发展中衍生出来。只有对无穷无尽的材料进行艰苦的研究，马克思才有能力在作为实现了的劳动的价值概念上建立起辩证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甚至他的报刊文章，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建的。只有从内部掌握新的知识领域，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新的知识领域。只有掌握资产阶级科学，才能清理资产阶级科学。在这里，胡乱批判或是赤裸裸的命令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在这里，吸收和应用与批判性的再创作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已经掌握了方法，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要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不仅要警惕，而且要谨慎，否则就可能堕落为不折不扣的谄媚或法穆索夫主义（Famusovism）。让我们用心理学为例：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完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它永远地摧毁了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壁垒。最简单的条件反射是生理学的，而条件反射系统性地给了我们“意识”。生理数量的积累产生了新的“心理”质量。巴甫洛夫学派的方法是实验性的、艰苦的。概括是一步步获得的：从狗的唾液到诗歌，也就是到诗歌的心理机制（但不是社会内容）。当然，通往诗歌的道路也尚待探索。维也纳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预先假定了最复杂、最精细的心理过程背后的驱动力是生理需求。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它是唯物主义的，如果我们撇开它是否过于强调性的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的问题不谈，因为这已经是唯物主义范围内的争论了。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并不是通过实验，从低级现象到高级现象，或从简单反射到复杂反射来解决意识问题的；他试图一蹴而就地完成所有这些中间步骤，从上到下，从宗教神话、抒情诗或梦境——直达心灵的生理基础。唯心主义者认为心灵是独立的，而“灵魂”是一口无底的井。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都认为“灵魂”的井底便是生理。但巴甫洛夫就像潜水员一样，下到井底，从下往上煞费苦心地研究它。而弗洛伊德则站在井上，用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凝视，试图透过深邃多变、浑浊不堪的井水，捕捉或猜测井底的轮廓。巴甫洛夫的方法是实验。弗洛伊德的方法是猜测，有时甚至是幻想。试图宣布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并一蹴而就地背弃弗洛伊德主义，这种做法过于简单，或者更准确地说，过于单纯。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有义务采用弗洛伊德主义。它是一种发展中的假说，能够得出而且无疑确实得出了符合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结论和猜想。假以时日，实验之路必将通向验证。但是，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其他的道路，即使它不那么可靠，因为它仍然试图预测实验道路将得出的结论，只是速度要慢得多[2]。通过这些例子，我希望——哪怕只是部分地——说明我们科学遗产的多样性，以及无产阶级开始掌握科学遗产的方式的复杂性。如果说在经济建设中，事情不是由命令决定的，我们必须“学会交易”，那么在科学领域中，赤裸裸的命令只会带来伤害和难堪。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学习”。艺术是人类在世界上找到方向的形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遗产与科学和技术遗产并无二致，且矛盾性也不小。然而，与科学不同的是，艺术不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法则系统来认识，而是将其作为一组图像，同时也是激发某种情感和情绪的一种手段。过去几个世纪的艺术使人类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将人类的心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并在许多方面丰富了人类的思想。这种丰富是一种宝贵的文化征服。因此，掌握旧艺术不仅是创造新艺术的必要前提，也是建设新社会的必要前提，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具有着高度发达的心智的人。然而，旧艺术是否能够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艺术认知呢？是的，它能够。并且正因如此，它才能够滋养我们的情感，陶冶我们的情操。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放弃旧艺术，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会立刻变得贫瘠。今天，在我们中间时不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艺术的目的只是激发某种情绪，而绝非认知现实。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贵族或资产阶级的艺术能感染我们什么样的情绪？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艺术作为认知手段的意义——不仅对大众而言如此，对他们尤其如此——并不亚于其“感性”意义。不仅是英雄的诗歌，童话、歌曲、谚语和民间小调都以意象的方式给予我们认知；它们点亮了过去，概括了我们的经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激发某种“感情”。这适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不仅适用于史诗，也适用于抒情诗。绘画和雕塑亦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的例外是音乐，其效果是强大的，但却是片面的。当然，即使是音乐，也是建立在对自然、声音和节奏的特定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但在这里，这种认知被隐藏得如此之深，大自然的灵感通过人的神经折射得如此之大，以至于音乐成为一种自足的“启示”。经常有人试图将所有形式的艺术都近似于音乐，将其视为“感染”的艺术，而这些言论总是意味着削弱理性在艺术中的作用，转而支持无定形的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动的......当然，最糟糕的是这些“艺术”作品，它们既没有给我们带来形象上的认知，也没有给我们带来艺术上的“感染”，但却推进了最离谱的自命不凡。我们出版过的这类作品不在少数。遗憾的是，它们不是出现在学生的工作研究室笔记本上，而是出现在成千上万的复制拷贝中......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因如此，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是文化最重要的手段。语言文化本身是所有文化领域，尤其是科学和艺术领域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正如科技不满足于旧有的测量工具，而是不断创造新的测量工具：千分尺、电压表等，以追求和实现更高的精确度一样；同样的，在语言领域，为了培养选择适当的词语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的能力，我们也需要不断地、系统地进行艰苦的工作，以实现最大的精确度、清晰度和敏锐度。这项工作的基础必须是扫除文盲、半文盲或低文化水平。这项工作的下一阶段是掌握俄罗斯古典文学。是的，文化一直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但是，文化，且只有它，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解放的工具。图片来源：Astronomer (1900), Ivan Tišov3.我们的文化矛盾3.1 城镇与乡村我们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在于，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农民殖民地的十字路口的我们，是最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首先建立在一个有着大量落后和野蛮遗产的国家。因此，在俄国，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与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无产者之间相隔整整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形态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技术，作为物质文化或其他任何文化的基础，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却异常落后。这就是我们当前现实的基本矛盾。从这一矛盾中产生的历史任务就是把技术提高到社会形式的水平。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到技术落后的水平。是的，为了理解技术进步对我们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坦诚地告诉自己：如果我们不能用所需的生产技术来补充我们结构的苏维埃性质，那么我们就排除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并且我们就会退回到资本主义——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半农奴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为技术的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文化的整个未来都与之密不可分。这是我们文化矛盾的一个新鲜而又极富表现力的例子。几天前，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我们的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在藏书量方面位居第一：它现在拥有425万册图书！我们的第一感觉是理所当然的苏联自豪感：我们的图书馆是世界第一！我们的这一成就归功于什么？因为我们征收了私人图书馆。通过私有财产国有化，我们创建了最丰富的文化机构，供所有人使用。这个简单的事实无可争议地说明了苏维埃结构的巨大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们在文化方面的落后也体现在我国的文盲率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我们的图书馆是世界第一的，但阅读书籍的人仍然是少数。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们的工业国有化了，完成了庞大但远非梦幻般的第聂伯河项目、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等等，但农民们仍在用梿枷和轧辊打谷。我们的婚姻法充满了社会主义精神，但殴打在家庭生活中仍扮演着不小的角色。这些矛盾和其他矛盾来自于我们的整个文化结构，其正处于东西方的交汇点。我们落后的基础是乡村对城市、农业对工业的骇人支配；此外，乡村再次被最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所支配。当我们谈到历史上的农奴制时，我们主要想到的是地产关系，是农民受土地所有者和沙皇官吏的束缚。但是，同志们，农奴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础：人类受土地的束缚，农民对自然的完全依赖。你们读过格列布·乌斯宾斯基（Gleb Uspensky）的书吗？我担心年轻一代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们必须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至少是他最好的作品，其中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乌斯宾斯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政治纲领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但是，乌斯宾斯基作为乡村的记录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心智是在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完全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衍生现象。他能够把村庄的经济基础理解为农民在劳动过程中对土壤的具有奴役性质的依赖，以及对大自然力量整体的依赖。您至少应该读一读他的《土地的力量》。在乌斯宾斯基那里，艺术直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而且从其成果来看，在许多方面可以与之抗衡。正因如此，艺术家乌斯宾斯基始终与民粹主义者乌斯宾斯基进行着殊死搏斗。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想了解农奴制在农民生活中依旧普遍存在的残余，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中——其甚至往往会蔓延到城市生活中——我们仍然必须向这位艺术家学习：只要认真倾听目前正在展开的关于婚姻立法问题的讨论的不同声音就足够了！在世界各地，资本主义使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紧张。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具有绝对的可怖性。无论看起来多么奇怪，当我们的乡村不断退回到17世纪甚至更遥远的世纪的深处时，我们的工业已经试图与欧洲和美国的榜样相提并论。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显然也无法将农业提升到工业的水平。这一任务完全交给了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条件下，在乡村比城市占绝对主导地位情况下，农业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农业工业化的理解包括两个过程，只有将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决定性地消除城乡之间的界限。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关键问题。一方面，农业工业化包括从乡村家庭经济中分离出一系列从事工业资源和食品原料初加工的部门。因为所有工业一般都来自农村，通过手工业和原始生产，通过各部门从封闭的家庭经济体系中分离出来，通过专业化，以及创造必要的培训、技术，甚至机器生产。我们苏联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走这条路，即必须走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经济和工业之间的一系列生产过程社会化的道路。美国的例子表明，在我们的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所说的并没有穷尽这个问题。要克服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大田作物种植、畜牧业、园艺业等产业的工业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这些生产活动部门也必须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正确的组合方式广泛使用机器、拖拉机化和电气化、施肥、适当的轮作、对方法和结果进行实验室和实验检验、以最精确的方式组织整个生产过程并最合理的使用劳动力，等等。当然，即使是高度组织化的田间耕作也会在某些方面与机器制造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在工业领域，各个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今天我们有理由把农业与整个工业相提并论，那是因为农业是在小规模上用原始手段进行的，生产者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强，农民生产者的生存条件极不文化。仅仅把今天乡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黄油制作、奶酪制作、淀粉或糖浆生产等社会化，即把它们转为工厂化轨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使农业本身社会化，也就是说，使农业摆脱目前的分散状态，用科学组织起来的谷物和黑麦“工厂”、牛羊“加工厂”等来取代今天在土壤中肮脏的挖掘。资本主义已有的经验，特别是丹麦的农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甚至母鸡也服从于计划和标准化；它们按照计划下蛋，产量巨大，并且大小和颜色相同。农业工业化意味着消除当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基本矛盾，进而消除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基本矛盾：当涉及到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他们的生活水平或他们的文化水平时，他们必须相互接近，直到他们之间的界限消失。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田间机械化耕作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平等组成部分，城市采用了农村的优势（空地、绿化），而村庄则利用城市的优势（铺设的道路、电灯、自来水供应、下水道系统）来丰富自己，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矛盾消失了，农民和工人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变成了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的参与者，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通往这个社会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强大的发电站是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们将为村庄带来光明和变革的力量：对抗土壤的力量——以电力的力量！不久前，我们在泥炭沼泽上建造的沙图拉发电站投入使用，这是我们最好的建筑工地之一。从莫斯科到沙图拉只有一百多公里。两者似乎近在咫尺。然而，条件却相差甚远！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首都。但再走几十公里，你就会发现荒山野岭、积雪和杉树、冰冻的沼泽和野兽。黑色的木屋小村静卧在雪下。有时从车窗里还能看到狼的足迹。几年前，在沙图拉车站现在的位置，当他们开始建设时，还能发现麋鹿。现在，莫斯科和沙图拉之间的距离被复杂的金属桅杆建筑所覆盖，这些桅杆支撑着11.5万伏的电缆。在这些桅杆下面，狐狸和狼会叼出它们的幼崽。我们的整个文化就是这样——它是由最极端的矛盾构成的，一方面是技术和概括性思维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是原始针叶林。沙图拉生活在泥炭上，就像生活在牧场上一样。事实上，宗教的幼稚想象，甚至诗歌的创造性幻想所创造的一切奇迹，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占据着微不足道的空间的机器正在吞噬着古老的沼泽，将其转化为无形的能量，并沿着细长的电缆将其送回创造和建立这些机器的同一行业。沙图拉是一种美。它是由天赋异禀、全心投入工作的建筑师们创造的。它的美既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叠加的，而是从技术本身的内在特点和对技术的要求中生长出来的。技术的最高标准，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便利。便利的检验标准是其节约的能力。这就要求整体与部分、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最大的对应性。经济和技术标准与美学标准完全一致。我们可以说，这并不是自相矛盾：沙图拉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千瓦时电能比在类似条件下建造的其他电站的千瓦时电能便宜。沙图拉矗立在一片沼泽地上。苏联有很多沼泽，比发电站多得多。我们还有更多形式的燃料等待着转化为机械动力。在南方，第聂伯河流经最富裕的工业区，它水流的强大力量却没能作用于任何东西；它在数百年的激流中嬉闹，等待着我们用大坝利用它的水流，迫使它照亮、启动和丰富我们的城市、工厂和田野。我们无疑将做到这一点！在美国，每个居民每年可获得500千瓦时的能量；而在这里，这个数字只有20千瓦时，即少了24倍。总的来说，我们人均机械驱动力比美国少了50倍。用美国技术装备苏联系统——那将会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制度将把美国的技术用于其他更合理的用途。而届时美国的技术将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将其从落后、原始和野蛮的遗产中解放出来。苏联的社会结构与美国的技术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和新的文化——一种人人共享的技术和文化，没有偏爱和排斥。 3.2 社会主义经济的“传送带”原则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是和谐，即持续不断地基于内在的协调。在技术上，这一原则在传送带上得到了最高体现。什么是传送带？一条无尽的移动带，它把工人工作节奏所需的任何东西送到他那里或从他那里带走。众所周知，福特公司是如何使用传送带组合作为内部运输工具的：传输和供应的工具。但是，传送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调节生产过程的方法，因为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动作与无尽的传送带的运动协调起来。资本主义借此对工人进行更多更彻底的剥削。但这种使用与资本主义有关，而与传送带本身无关。确实，调节劳动的方法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向计件工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传送带的方向发展？一切都表明，它是朝着传送带的方向发展的。计件工资，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工人的个人控制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特征。这种方式保证了单个工人的全部生理工作量，但不能保证不同工人的协调努力。这两个问题都会由传送带自动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必须根据技术力量的增长，努力减轻单个工人的生理负担，同时不断协调不同工人投入的精力。这正是社会主义传送带相对于资本主义传送带的意义所在。更具体地说，这里的要点是在一定的工人工作时间内调节传送带的运动，或者相反，在一定的传送带速度内调节工人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传送带作为一种内部运输方式，在单个企业的框架内实施。但是，传送带的原理本身要广泛得多。每个独立的企业都从外部获得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和补充劳动力。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最庞大的企业，也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律受到各种长期协议的限制。但是，每一个单独的工厂，甚至整个社会，都关心原材料是否按时供应，原材料是否会在仓库里闲置或在生产中造成停滞，换句话说，是否服从传送带的原则，是否完全符合生产节奏。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总是把传送带想象成一条无尽的移动带。它的形式可以是无限多样的。一条铁路，如果是按计划运行，譬如说，没有交叉运输，没有季节性积载，简而言之，没有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因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铁路恰恰将以这种方式运行——那么，它就是一条强有力的传送带，保证工厂及时得到原材料、燃料、物资和人员的供应。汽船、卡车等也是如此。从整个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看，所有形式的通讯都将成为内部生产系统的运输要素。输油管道是液态物质的一种运输工具。输油管网越广泛，我们对储油库的需求就越少，变成死资本的石油的部分就越小。传送带系统绝不是把企业挤在一起。相反，现代技术允许企业分散，当然不是无序和随意地分散，而是严格考虑到每个工厂各自最合适的地点（Standort）。工业企业的广泛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电能为动力的，没有电能，城市就不可能融入乡村，乡村也不可能融入城市。金属电缆是最精密的能源输送器，它可以将动力分成最小的单位，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使其工作或关闭。正是由于这些特点，能源“传送带”与私有财产的限制发生了最激烈的碰撞。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电力是最"社会主义"的技术领域。这也难怪，因为它是技术中最先进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巨大的土地改良系统——适当的灌溉或排水系统——就是农业的水输送机。化学、机械制造和电气化将土地耕作从各种因素的作用中解放出来，从而保证了最高水平的规划，今天的“乡村经济”就越能完全融入社会主义输送系统，从底土（煤炭和矿石的开采）和土壤（耕地和播种）开始，调节和协调所有生产。福特老人家以他的运输经验为基础，试图构建某种社会哲学。在这一尝试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极其奇特的混合体，既有规模宏大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又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狭隘性，一个自以为是的市侩，虽然成为了百万富翁，却只是一个拥有大把钞票的小资产阶级。福特说：“如果你想让自己富裕，想让你的同胞幸福，那就像我这样做吧”。康德要求每个人都行动起来，让自己的行为成为他人的准则。在哲学意义上，福特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但是，福特公司20万工人的实际“规范”并不是福特的行为，而是他的自动传送带的运动所致：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决定了他们的手、脚和思想的运动。为了“同胞的福祉”，福特主义必须与福特分离；必须被社会化、纯粹化。社会主义将做到这一点。“但是，那些被传送带剥夺了人格和精神的单调劳动又是怎样？”一位观众在笔记中问道。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如果你把它想清楚、说明白，那么它主要是大致上对于分工的反对和对于机械的反对。这是一条反动的道路。社会主义和抵制机器从未有过共同之处，并且未来也不会有。最根本、最关键、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消除匮乏。人类劳动必须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面包、靴子、衣服、报纸——所有必需品的生产量都应该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人会担心自己会没有东西用。我们必须消除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贪婪。我们必须赢得繁荣、闲暇，以及与之相伴的所有人的生活乐趣。没有机械化和自动化，就无法实现高劳动生产率，而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最终体现就是传送带。劳动的单调性将因其持续时间的缩短和日益轻松而得到补偿。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需要个人创造力的行业，这就是那些在生产中找到了自己使命的人的去处。当然，我们所说的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最基本的生产方式，直到，无论如何，新的化学和能源技术革命推翻今天的机械化形式。不过，我们会将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人。乘坐划艇旅行需要极大的个人创造力。蒸汽船的旅行"更加单调"，但更加舒适可靠。此外，坐划艇真的无法横渡海洋。而我们必须穿越人类匮乏的海洋。每个人都知道，物质需求比精神需求有限得多。过度满足物质需求很快就会导致饱腹感。精神需求是没有界限的。但是，要使精神需求蓬勃发展，就必须充分满足物质需求。当然，我们不能也不会把提高大众精神水平的斗争推迟到没有失业、无家可归或贫困的时候。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必须去做。但是，如果认为在确保人民群众的繁荣、富足和闲暇之前，我们就能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化，那将是可悲而可鄙的空想。我们能够而且将会在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验证我们的进步。 3.3 文化革命我想，我们如今应该都已经明晰，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脱离我们的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或文化建设而独立完成的任务。贸易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吗？从抽象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但抽象的观点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过渡时期，而且在我们所处的初始阶段，产品承担着——并将长期承担——商品的社会形式。但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商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出售和购买商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从初始阶段进入下一阶段。列宁说，我们必须学会交易，他建议我们学习欧洲的文化范例。我们现在很清楚，贸易文化是过渡时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是否会把与工人国家和合作相关的贸易文化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我不知道。但它是向社会主义文化迈进的一步，这一点毋庸置疑。列宁在谈到文化革命时，认为其基本内容是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公制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产物。但是，向一亿农民传授这种并不复杂的度量衡体系，意味着要完成一项伟大的革命和文化任务。毫无疑问，没有拖拉机和电能，我们就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文化的基础是技术。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手段必须是技术革命。关于资本主义，我们会说，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形式的阻碍。在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我们说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的发展）所阻碍的。这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工业化——但绝不是文学或哲学——如果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产生文化革命。我希望这些话不会被理解为对哲学和诗歌的恶意或不敬。没有概括性的思想，没有艺术，人类的生活将是赤裸裸的、贫乏的。但这终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千百万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文化革命必须让他们有可能真正接触到文化，而不仅仅是文化的残羹剩饭。但是，如果不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自动生产瓶子的机器在当前对我们来说是文化革命的一流因素，而一首英雄的诗歌只是十流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已经充分解释了世界，而现在的任务便是把它颠倒过来。这些话中绝不缺乏对哲学的尊重。马克思本人就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话只是意味着，哲学以及整个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需要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因此，马克思从哲学呼吁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反对哲学，而是支持哲学。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现在可以说：诗人歌唱革命和无产阶级是好的；但如果有强大的涡轮机来歌唱，那就更好了。我们有许多价值平平的歌曲，它们仍然属于小圈子。我们的涡轮机少得可怜。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说，平庸的诗歌阻碍了涡轮机的出现。不，不能这样断言。但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即了解现象的真正关联——为什么以及成因——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能以肤浅的唯心主义方式，也不能以小圈子的精神来理解文化革命。我们谈论的是改变一个伟大民族、整个民族大家庭的生活条件、工作方法和日常习惯。只有强大的拖拉机系统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让农民挺直腰板；只有玻璃吹瓶机才能生产出成千上万的玻璃瓶，解放玻璃吹制工人的肺部；只有几万、几十万马力的涡轮机；只有人人都能使用的飞机——只有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保证文化革命——而且不是少数人的文化革命，而是所有人的文化革命。只有这种文化革命才真正名副其实。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新的哲学和新的艺术才能开始蓬勃发展。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也是如此，但与其他阶级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试图将其永久化。它的整个文化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调整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然要努力尽可能地缩短其统治的时间，接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3.4 道德的文化以有文化的方式进行贸易，除其他外，意味着不欺骗，即打破我们的民族贸易传统：“不欺骗，就做不成买卖”。撒谎和欺骗不仅仅是个人的缺陷，也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或行为）。谎言是斗争的手段，因此，谎言源于利益的矛盾。最基本的矛盾来自阶级关系。当然，也可以说欺骗比阶级社会更古老。甚至动物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也会表现出“狡猾”和欺骗。欺骗——军事上的狡诈——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这种欺骗或多或少还是直接源于动物为了生存的斗争。但是，从“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到来的那一刻起，谎言变得复杂得可怕，变成了一种社会功能，按照阶级划分，也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这正是社会主义所不接受的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将是完全透明的，不需要欺骗、谎言、篡改、伪造、背信、和弃义等辅助手段。然而，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观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根植于农奴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谎言。农奴制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宗教。封建君主制社会的关系建立在盲目的传统之上，并被提升到宗教神话的高度。神话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想象和虚假解释。然而，不仅受骗者（即受压迫的群众），而且那些以其名义进行欺骗的人——即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相信神话，并问心无愧地依赖它。由迷信编织而成的客观上虚假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意味着主观上的欺骗。只有当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时，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发展到一定程度，宗教神话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矛盾日益加深时，宗教才会成为更狡猾、更高明的骗术的源泉。发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理性主义的，并且是反对神话的。激进的资产阶级试图摆脱宗教，建立一个以理性而非传统为基础的国家。其表现形式就是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原则的民主制。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在日常现实与民主原则之间制造了巨大的矛盾。要填补这一矛盾，就需要更高级别的谎言。在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中，人们的政治谎言比在其他地方的都要更多。这不再是神话中客观存在的“谎言”，而是有意识有组织地使用异常复杂的综合手段欺骗人民。谎言技术的发展不亚于电力技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法国和美国，拥有最狡诈的新闻媒体。但与此同时——这一点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在法国，他们比我们更诚实地进行交易，而且无论如何，他们对买方的关注也比我们多得多。资产阶级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后，放弃了原始积累的诈骗方法，这不是出于抽象的道德考虑，而是出于物质原因：小欺骗、伪造和贪婪破坏了企业的声誉，损害了企业的未来。“诚实”贸易的原则，在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从贸易本身的利益出发，进入道德领域，成为“道德”规则，并受公众舆论的控制。诚然，在这一领域，帝国主义战争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欧洲倒退了一步。但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努力战胜了贸易中最恶毒的野蛮形式。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把苏联的贸易看作一个整体，即从工厂到遥远乡村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我们的贸易方式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要逊色得多。这源于我们的贫穷，源于我们的商品短缺，源于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与客观虚假的中世纪神话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有意识的欺骗性都有着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革命制度最感兴趣的是揭示社会关系，而不是掩盖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它对政治诚实和说出事实真相感兴趣。但我们不能忘记，革命专政的制度是一个过渡制度，因此也是一个矛盾的制度。强大敌人的存在迫使我们在使用军事上的狡猾，而狡猾与谎言密不可分。我们唯一需要的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使用的狡猾不能误导我们自己的人民，即劳动群众及其政党。这是革命政治的基本要求，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我们新的国家和社会形式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实现前所未有的更大程度的坦诚创造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我们的普通日常生活关系却并非如此；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总的来说是我们过去的全部遗产——的落后继续施加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生活比1920年要好得多。但是，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的匮乏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道德中留下了印记，而且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仍将如此。这就导致了大大小小的矛盾，大大小小的比例失调，与矛盾相联系的斗争，以及与斗争相联系的狡猾、谎言和欺骗。在这里，也只有一条出路：提高我们的生产和贸易技术的水平。正确的方向本身就应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道德”。不断提高的技术和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推动我们走向文明合作者的社会结构，即社会主义文化。“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说明[1]法穆索夫是格里波耶多夫的剧本《来自智慧的悲哀》（1824年）中的主要人物。他是莫斯科的一名高级官僚和仕途主义者，在上司面前极尽讨好之能事，对下属则傲慢无礼。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最害怕的就是创新和“自由思想”。列宁在一段有趣的话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党的法穆索夫们并不反对扮演马克思主义的尖锐而无情的战士的角色，但在涉及派别偏袒时，他们并不反对掩饰对马克思主义最严重的倒退！”。(弗·伊·列宁（V.I.Lenin），《编者的话》，PSS，第17卷，第185页）[Ashukin&Ashukina，Krylatyeslova，M.，1986年，第657页]。[2]当然，把培养伪弗洛伊德主义当作情欲的过度放纵或恶作剧与这个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口是心非与科学毫无关系，只能代表颓废的情绪：重心从大脑转移到了脊髓......L.T.
